一只20万元的猴子,为何卡住创新药的脖子?

最近，A股里一只猴子抢夺了惊人风头。

7月中旬，国内用食蟹猴的现货单价突破20万元，部分出口级猴源实验报价超过22万元。有研究人员在社交媒体上称，打遍全国各地的猴场电话，得到的都一样：今年的猴子已经回复合作方订完了。半年前，这个数字还在14个月左右，半年涨了四成多，一只实验猴现在大致等价于中档汽车。

A股也跟着热闹起来，“实验猴概念股”连续多日领涨，社交平台上开始了中东各种猴场的存栏数据和券商研报截图。一次行情，让实验猴这个不为大众熟悉的品类迅速成为顶流。

股价和段子之外，相信大家也已经看到了关于行情和相关股票的显着分析，但似乎为珍贵所忽视的，就科学本身而言，为什么一种用于临床前研究的实验动物，会成为创新药产业链上的稀缺资源？

答案得从 100 多年前的一场传染病说起。

猴子是怎样进入实验室的

1908年，维也纳的病理学家卡尔·兰德施泰纳（Karl Landsteiner）和埃尔温·波珀（Erwin Popper）试图找到中断灰质炎的方案。他们从一个死去的该病的男孩身上取出了抗生素材料，制成了整个悬液，一次注射给兔子、豚鼠和小鼠，没有产生反应。最后，他们把同样的悬液注射给1只恒河猴和1只狒狒，2只有猴子的中枢神经系统都出现了与人类高度相似的病理损伤。

这是人类在实验动物身上复现第一次切断灰质炎。兔子、豚鼠和小鼠不易感，原因在后来的研究中逐渐明了：脊椎灰病毒进入细胞，需要依赖于细胞表面的特异性受体。灵长类动物表达的偶联能被病毒有效识别，告齿类动物的相应受体则不能。人类是切断灰质炎病毒的自然，少数灵长类动物在实验条件下也可感染。1908今年，兰德施泰纳不知道这个原因，但他的实验已经表明了一件事：对于某些疾病，猴子能够提供其他实验动物无法提供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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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50年代，猴子在脊灰研究中的角色进一步扩大。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团队用猴肾细胞大规模脊灰病毒，从而为基础开发灭活疫苗，再用恒河猴进行安全性验证。当年，猴子在药物研发中的角色已更接近一种生物材料来源，主要提供细胞和组织来病毒、检验疫苗效力。物种选择主要培养经验和可得性，还没有形成系统性的科学原则。

改变这一切是1961年暴露出来的沙利度胺（沙利度胺）灾难。然而在欧洲广泛使用的镇静药，在当时常用的肿瘤实验中未出一致的致畸效应，导致全球超过1个月婴儿出生时出现严重的肢体畸形。事后补充测试发现，沙利度胺可以在灵长类动物身上复现致畸效应。

灾难性的维护了各国建立药品上市前的强制安全性评价制度。美国于1962年通过《凯弗维尔－哈里斯修正》（Kefauver-Harris Amendments），英国于1968年通过了《药品法》。“先在船上动物做安全性测试”从行业变成了法律义务。沙利度海滩事件也证明了一件事情：选择什么动物做实验，可能决定未来能够发现真正的风险。

“像人”只是一个过于简单的解释

“猴子像人”，通常是人们对实验猴最直接的解释。

这句话没有错，只是过于粗糙。非人灵长类动物在大脑结构、视觉、免疫系统、生殖生理和社会行为上的确与人类更接近。2023 年，美国国家科学院的一份共识报告认为，实验猴只占生物医学研究所用动物的一小部分，但在复杂神经活动、传染病、免疫反应、生殖发育等研究中仍有重要作用。

可在药物研发中，科学家并不会简单地选取“基因最像人”的动物。真正决定一种药物不要用猴子的，是它能够在动物体内找到同一个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