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上学门诊:那些被当作问题"解决"的休学孩子

学校里鼓励相互举报，举报“思想不端正”的人——说想回家的、聊游戏的、聊早恋的。举报别人可以得到零食、减轻训练、豁免体罚。于是在这个食物和休息都极度匮乏的地方，举报成了生存问题。“好人会举报，害怕的人会举报，饿的人也会举报。”

一次，小远跟人说了一句想回家，被报了上去。教官把他拉到所有人面前，让他边走边念检讨书，从这头走到那头，对每一个人念：“我不应该想回家，我思想不端正，我应该好好改造自己，我是错的，我是不正常的，我不应该不上学。”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边念边哭，“像游街一样”。那之后，他一眼就能认出哪些人爱举报，远远绕开。看到稍微可信的人，才凑过去说几句话，“说着说着就哭了”。“因为在里面，身体都被禁锢住了，语言是我们唯一还有的东西，说出来那一瞬间，好像就是在外面一样，能够让我们想象我们在家里面一样。他们连这种奖赏机制都禁止掉。”

进去两个月后，他在洗衣房拿到洗衣粉，冲了一杯水喝下去。“我一直在数着时间，算着什么时候爸妈来接我。他们一直没有来，我觉得自己不会出去了。”他想再喝第二杯，被旁边的同学拦住了。学校的处置是灌水催吐，然后罚他站了一整天军姿。

五个月后的一天，有人来告诉小远，父母来接他了，合同到期了。他不敢相信，一遍遍问：是真的假的？

校门口，奶奶开口问他：你怎么晒得这么黑，怎么瘦了这么多？

回家之后他开始失眠，睡着了就做噩梦，梦见自己还在学校里，吓醒。吃了就吐，不吃也干呕。三个月后去医院，小远被诊断重度焦虑和抑郁。此后初中断断续续只上了三个月。他告诉父亲里面有体罚。父亲说：怎么可能，离得那么近。

所有都是任务

“哪个家长受得了孩子这样。”这是小远的父亲后来给出的解释。

小远出学校那天，爸妈、奶奶、二姐都来了。爸妈站在校门口，一直在感谢老师：谢谢老师把这么坏的孩子引到正路上，教育成人，养大成恩。小远记得，“没有一句话是问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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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远的父母有他们的逻辑。孩子不上学，游戏是最显眼的原因。至于孩子说的那些——被打、被孤立、走进教室时那种说不清楚的压迫感——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出来之后也没有。父亲回家就骂，说他学也不上、课也不上。小远开着门缝挂着网课，父亲连进来看一眼都没有，就在门口一直骂。有一次用斧头把他的门锁砸了，那扇门再也关不上了。

这样的家长不止小远父母。在北京做了多年休学支持的任竹曦说，普通中学，普通的班里，大概有三四个孩子在不上学。孩子不上学，家长焦虑，戒网瘾学校的承诺正好填进来：把孩子交给我们，三个月，六个月，保证送回学校。虐待学生的报道年年有，这个市场没有缩小。

在大城市里，有些家长走了另一条路。他们找到一类创新教育机构，主打陪伴和自主探索，不承诺复学时间表。没有体罚，没有军姿。譬如在北京的一出学社，没有上下课铃，墙上贴着师生共创的卡通课表，包括即兴戏剧、社区会议、羽毛球……每月还有一次旅居，去过广州、莫干山。

送孩子去戒网瘾学校的父母，交的是一份“五个月复学”的合同。送到学社来的父母不一样——他们不极端，学过心理学，知道要接纳，不愿意用强迫解决问题。洞回学社创始人王周鹏描述这类家长大都受过高等教育，职业体面。一出学社创始人任竹曦说，这些家长对孩子小心翼翼，觉得过去做的都是错的，常来问细小的事：孩子突然不说话了，该不该问他一句？

但接触久了会发现，他们的模式仍然是权威指导型——密集地替孩子安排事情，给指令，给答案。情感这个部分，在养育里自动被屏蔽掉了。任竹曦做过一个实验，活动结束后问家长感受，大量的回答是：我感到我应该对孩子调整一下方法。而孩子说感受，会说我很开心，或者我的头像在被往下压。家长说不出来。

王周鹏说，这背后有更深的原因：这类家长相信努力就能成功，追求效率，习惯把一切当成问题来解决，包括孩子。

孩子送来时，他们说不急，孩子健健康康的就行。但孩子状态一好转，复学的催促就来了，要补什么课，怎么赶上进度。和送孩子进戒网瘾学校的家长相比，起点不同，落点一样。

韩月就是这样的家长。女儿小黑小时候，有时作业没做完，闹情绪。韩月会说：你把情绪收起来，写完作业不就没事了？你别哭了，你哭完作业都写完了。在她的逻辑里，感受是干扰，需要被清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