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就读大四的斯坦福大学,科技巨头 CEO 们宛如摇滚巨星。上月末,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来校做客座讲座时,学生们蜂拥而至,纷纷递上笔记本电脑与个人工作站,渴望得到这位 AI 时代领军人物的签名。去年,黄仁勋在同一门课上,还送出了价值 4000 美元、印有他金色签名的炫目光卡 —— 那是宿舍里最高级的身份象征。
斯坦福向来是有志科技青年的圣地,但近来的种种变化,将这所学校推入了未知境地。AI 就是一切。我们在食堂、历史课、约会、和朋友闲聊、健身、宿舍公共浴室里,都在谈论 AI。几乎整个高等教育都被这项技术席卷,而斯坦福正是 AI 能渗透到何种程度的典型样本。过去四年,我和同学们成了一场高风险社会实验的亲历者。
新兴研究已证实多数人直观感受到的事实:依赖 AI 完成认知任务,会削弱自身智力与韧性。职场使用是一回事,但在课堂上,攻克难题本身就是学习的意义。机器人当然能轻松举起 600 磅,但对想健身的我毫无帮助。教育中的思维训练亦是如此。可对学生讲这些,就像说 “多吃蔬菜”“睡够八小时” 一样刺耳,听起来像说教。
即便身处硅谷科技乌托邦核心,大多数人也心知肚明:我们的科技对人有害,至少可能有害。AI 通常能大幅提升效率,可朋友们越来越用成瘾形容短视频与 AI 聊天。这种依赖已深入骨髓,塑造着我们这代人的性格。我们是数字一代,对虚拟世界的依恋日益加深。
AI 背后的技术精妙至极。早在大模型还只是研究实验、尚未支撑美国经济时,我和朋友们就兴奋不已。我还记得曾向已故祖父解释,对 AI 至关重要的反向传播技术,源自试图量化证明弗洛伊德 “心理能量流动” 理论的尝试。我想我并没说服祖父关心这个,但对我而言,AI 的发展是人类智慧的巅峰,我迫不及待点开别人发来的 arXiv 论文链接,研读最新研究成果。模型的输出远不如它的设计原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