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編輯的工資條上,消失了三千元

2026-06-26 | 來源: 極晝story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一本書，還能靠內容本身抵達讀者嗎？

今年初，一家老牌出版社的編輯發帖，提及工資條上少了三千塊，因為不想妥協，走上勞動仲裁，最後被開除。一線圖書編輯們紛紛共情，講述自己想做的書，被淹沒在“降本增效”的壓力中，營銷任務像“地鼠”一樣冒出來，績效隨之變更，成為裁員的工具。

行業利潤持續下滑，因為存量過剩，有位日文編輯不再續簽“芥川龍之介獎”獲獎作品。“做一本村上春樹”變得遙遙無期，不少文學性書籍滯銷，結局是重新化為紙漿，像從來沒有存在過。

對策劃編輯小莫來說，純粹做一本書已經遠遠不夠，營銷變成選題階段就要考慮的事。

在出版社的選題會上，她提出一個新內容，領導直接問，“這本書你打算怎麼賣？走哪些渠道？目標讀者畫像是什麼？”每個平台要寫不同的物料，小紅書一套、豆瓣一套、公眾號一套、短視頻腳本一套。

營銷任務像“打地鼠”，從各個方向冒出來，她只能放下稿子先去打，打完一天也過去了。最後“擠出時間看稿子”，甚至把稿子帶回家再看。等到AI來了，社裡覺得AI可以幫編輯寫東西，領導常說，“有了AI，你們應該更快”。

她三十歲出頭，做了五年圖書編輯。頭幾年，每個月工資固定到賬，年底還有一份年終獎。她一度覺得幸運，在這個“掙不到大錢”的行業，能進入這家學生時代就向往的老牌“夢中情社”，期待有機會做一本村上春樹的書。

●小莫下班前，拍下窗外的夕陽。講述者供圖

剛入職時，她記得社裡目標要“做精品”，讀者是“大城市的中產、小資及以上”。到疫情之後，編輯們被要求“做價格屠夫”“打下沉市場”。

根據國家新聞出版署及行業公開數據，去年全年，26家出版上市公司營收總額同比下降近10%，基本跌回五年前水平。疫情後出版行業利潤持續下滑，“降本增效”的擔子就開始向一線轉移。多位編輯提到，薪水不增反降，同時還要面臨績效收緊、裁員。

業務從做書變成做小紅書。領導提議，“隨便發點東西”，每個人都去做。不算強制，但十個編輯裡有一兩個開始發，之後就變成三四個，五六個，小莫和幾個最後剩下的編輯，也不用人催，自己就主動跟著注冊賬號。

她看到過有讀者在帖子下留言，“***的編輯是在我首頁搞團建嗎？怎麼到處都是。”發帖數據好的編輯，會在會議上被點名表揚。

小莫歸納出一套方法論，類似“我宣布這是2025年最X的一本書！”等句式，幾乎套用一切，但每套一次，書的內容就被壓扁一點，最終只剩下一種單一的情緒，或是一個標簽，“淡人淡書”“INFP必讀”。

用當代的網感去包裝另一個時代的作品，至於文學的時代性，她認為，人物的復雜全被舍棄在外。“如果按照這套邏輯去營銷，不管怎麼寫，都會損失掉文學本真的那部分。”

安部公房的書她讀過很多遍，寫法實驗性很強，故事更像寓言，跟現實世界永遠隔著一段距離。但去年做這位作家的《箱男》時，她往推廣文案裡寫了一句“直擊現代人扭曲的精神世界”。書出版後，她看到自己寫的文案印在腰封上，心裡冒出一個念頭，“希望讀者不是沖著這句話才翻開它”。

“做一本村上春樹”這個想法也越來越遠。多數時候她要趕618、書香節這些節點，做老書翻新。社裡要沖碼洋（指圖書定價乘以印刷冊數），編輯炒冷飯被讀者罵“圈錢”，也得照做。她不認可，但那會兒她和多數同事想法一樣，“行業在下滑，先盈利活下來，以後再談別的。”

績效考核的指標也在加碼。小莫剛入職那年，編室的人均利潤目標是七十多萬，之後逐年攀升，八十、九十、九十四。社裡已經好幾年沒有暢銷書了，上一本爆款還是石黑一雄的《克拉拉與太陽》。即使行業明顯下滑，編輯們的績效數字依然維持在高位。

去年6月，“績效調整方案”落地執行，要求編輯先預估自己今年能完成多少利潤，再對比“四年後”部門的目標利潤，每月根據兩者的差距比例，扣掉當下的績效工資。“四年後”這個數字是怎麼來的，主任沒公開解釋。

每個月的三千元，就從小莫和同事們的工資條上消失了。原本再做兩年，她就有資格拿到上海戶口，工資變動後，低於落戶基數要求的話，會受到影響。

她從來不是那種愛出頭的人。看見有人在小孩旁邊抽煙，她心裡想制止，但張不開嘴。朋友忘轉AA的錢，她也不好意思提醒。做選擇的時候，她經常不敢選真正想要的那一個。

去年冬天，她按自己意願做了次選擇，向公司提起勞動仲裁，並把這些事寫在了自媒體上。最後的代價是，被開除了。

在離市場更近的地方，營銷編輯們發現，一本書能產生利潤的周期正在變短。

北方一家出版社的營銷負責人欣悅記得，以前，一本新書只要在頭部達人的直播間裡“賣爆”，會有溢出效應，持續整整一周。她見過董宇輝在直播間推一本社裡的書，當晚走了兩萬冊，接下來的一周，抖音每天還能再走五六千冊，甚至上萬。

圖書博主、達人們則會順著榜單自動找上門，剪直播切片，復制同一套解說詞，流量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熱度會從抖音溢出到當當、京東這類傳統電商渠道——那裡也是出版社真正吃利潤的地方，批銷價格相對合理，不像新媒體渠道，利潤被投流成本削薄。

那時營銷編輯與市場的關系還存在某種“確定性”，只要砸出一場爆款直播，接下來幾天就可以等著流量慢慢消化，部門賬面上的數字會一路走高。

現在這種溢出效應幾乎消失了。欣悅記得最近一本書，公司投流成本巨大，銷量在直播間一晚沖到六萬冊，投入產出比勉強打平，但第二天，抖音站內的日銷量驟降到三百冊。平台算法在打壓同質化內容，過去那種全員抄董宇輝剪輯片的玩法被限流。

編輯們常自稱“滯銷書編輯”，在小莫看來，這不單單是大家的自嘲。每年圖書市場上市幾萬種新書，能擠進各類榜單前列的，占比不到百分之一。讀者能看到的熱門書是海上浮冰，水面下沉著滯銷的絕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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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自己經手的書也是如此。一本芥川龍之介獎獲獎作品，版權到期時還剩大量庫存，走量走不動，她只能選擇不續簽。另一本吉本芭娜娜的長篇小說，首印六千冊，賣了兩年還剩一兩千冊，最終被劃入化漿名單。紙頁重新打碎，變成紙漿，像從來沒有存在過。

社裡隔幾個月盤一次庫，庫齡長的書就會被處理。有時是那些她覺得還不錯的書，甚至拿過文學獎的，一樣被劃掉。“不是作品本身不好，是市場不接受這類東西。”小莫說。

●小莫收到即將下印的樣書。講述者供圖

書的生命周期常常跟不上市場的周期。欣悅經手過一批外版書，內容圍繞減肥法、抗衰新理論、前沿科普概念，版權簽下來時正熱門，三審三校，封面定稿，印刷裝訂完成，時間已經過去一兩年。書終於可以推向市場時，國內早就不流行酵素了，減肥法有了新的學派，抗衰研究的細胞理論又更新了一輪。

她剛接手的一本健康類書籍，書名起得抓人，內容卻是一篇學術論文，幾百頁裡塞滿了線粒體、細胞信號通路和各種實驗數據。“普通讀者只想知道‘我該做什麼、怎麼做’，但書裡把結論推導的全過程都塞進去了，很難讀下去。”

編輯做書陷入一種被動給公司消化成本的境地。欣悅負責營銷的那本健康圖書，就是行情仍在高位時簽下的遺留版權之一，“就像在高峰期買房，幾萬一本，當時業務經營得好，大家都以為勢頭會延續下去。”最後，這些預付金從部門逐漸微薄的利潤裡扣減。

欣悅發現，賣了一年書，賺回的碼洋，通常會被那些自己無權決定續不續約的老版權吞幹淨，年終獎縮水到幾乎沒有。

賣出去的書，更多依賴讀者對圖書的沖動消費。入行三年，一家科技出版社的營銷編輯子白找不到一本“讓她覺得有價值”的書。她觀察到，很多人和書的關系，在買書那一刻就已經結束了。

書不會真的被翻開，營銷文案也就沒那麼重要，尤其科技類，只剩情緒煽動——“再不買就被時代淘汰”“你家孩子就落下了”……子白了解，讀者通常不仔細看書的內容，只是被帶貨博主“忽悠”，情緒性下單。直播間有人問，“我是文科生，40歲了能學嗎？”“孩子剛上小學，能看這本嗎？”主播一律回答能學。

透過市場變化，子白感知到營銷KPI的完成空間在收緊。三年裡，績效考核每半年一變，從單帖瀏覽量，到每條帖子下面必須掛鏈接，再到實際售出冊數，門檻越抬越高。

達人來談折扣，她要同時問策劃、發行、作者，確認這個價格不會惹怒任何一方。發行發現圖書定價有問題，電話直接打到她這裡，質問營銷，“為什麼不控價，自己的渠道都賣不出去了，全是小店在出貨。”子白找不到那些小店，只能表現得“特別努力在解決”。

沒等績效指標跌穿底線，子白就主動向領導提了轉崗，從營銷挪到了策劃。轉崗後，她自嘲至少不用再當“傳話太監”了。

多數時候，策劃編輯對內容也很難保有真正的選擇權。28歲的土豆就因此在年初裸辭。她在一家國企出版社做了近兩年的文學編輯，常被分配去做“關系稿”。入社後她接手的第一本書，用領導的話說，作者是一名大咖作家的“鐵關系”，在作協有地位，做完就能算五萬塊利潤。

土豆接過來發現，那部所謂的長篇小說，拼湊了作者的很多部舊作，情節高度重合，文字也不通，她大面積重寫，修補殘缺的結尾。她感到不安的是，當書中大段內容和作者之前出版的作品重復，“這算不算自我抄襲？”

她真正想做的選題卻始終沒能上會。作者是個素人，文風偏古典，但語言幹淨，關注人性灰度，“有點像馮驥才筆下的小人物故事”。土豆在系統裡提交了近一年，領導沒有批復，也沒有討論。最後，在眾多關系戶選題中被末位淘汰。

這個環境下，沒有找到門路，很難生存下去。廣西一位新人編輯，收入主要靠年終獎維持，但社裡的經濟效益“一年比一年差”，可以盈利的書只剩些教輔教材，老編輯手裡握著之前的暢銷書，她沒有這類資源，也就沒有績效，最後到手只能拿基礎工資四千。

當公司降本增效，績效規則便成了一個黑箱。去年秋天，北方一家出版公司針對所有編輯突擊組織了一次績效大排名，入行一年半的新人編輯小赫排倒數5%，盡管她在這一年做出了暢銷書，碼洋貢獻百萬。

她事後打聽到，這是個新考核，硬性的指標除了碼洋，還有品種數（年內出版的圖書品種）、簽約選題數。後兩者她沒達標。部門領導私下告訴她，公司效益不好，人力部門壓力很大，每個部門都要“選一個人”來簽《績效改善協議》。一個拒絕簽字的編輯，在公司幹了六年，最後選擇主動離職。

入行時小赫就發現，編輯策劃一本書的選擇權，是一種有限的自由。那會兒做責任編輯，“內容沒得選，分到啥就得看啥，帶薪改一坨屎，在上面雕花”。一本質量糟糕的書稿，可能在七八個編輯手裡轉了一圈，沒人願意接，最後落在她手裡。

並不是所有作者都願意配合修改。一位教授的書稿裡充斥著知識性錯誤，小赫指出問題，對方的反應不是回復像AI，就是徹底沉默，最後這些修改仍然只能由她來完成。

●在打印出的樣稿上，做審校。講述者供圖

入職頭幾年，策劃編輯小莫都在處理部門積壓的日文選題。小語種編輯流動率高，在她來之前，已經空了兩年，很多書“必須出”。等到她終於有機會自己策劃選題，已經是進社第四年。

一次版權代理公司發新書訊息，其中恰好有一本超現實短篇集，她一直關注著這位作家，當天就著手啟動選題流程，很快把它簽了下來。

原以為全書都是虛構小說，書稿拿到之後，她發現裡面夾了一篇不太一樣的文字。作者在書裡寫，“我從小時候起就格外內向，爸媽甚至擔心我無法‘普通’地上學。幼兒園老師把我極度細膩、愛哭的情況告訴了小學老師，提醒他們多注意。絕不能變成異類。我拼命模仿周圍的孩子，盡量讓一言一行都和普通小孩一樣。學校是個很恐怖的地方。在這兒，異類會馬上被揪出來，會成為嘲諷的對象。我這副樣子，就和不願暴露自己的外星人身份，於是小心翼翼地扮演著地球人的外星人有些相似。”

編輯們會有這樣的體會，書成為身體的延伸，通過文字連接作者，再借由作者的眼睛反觀自己身處的現實。小莫的童年也格外內向，朋友很少。那時她以為只有自己是這樣的人。讀到這一篇時才意識到，“寫超現實主義的故事，作者不是選擇，是非寫不可，因為她就是這麼成長起來的。”這本書裡的文字告訴她，世界上還有另一個人跟自己一樣，靠假想的外星人支撐著活下去。

趕任務、趕銷售節點的時候，她拿到芥川龍之介的舊譯稿，翻了幾頁，還是會放不下了。有些錯誤很隱蔽，“均勻的茶色外衣”應該是“織金的茶色外衣”。某個角色“稱體重”，小莫對照日文原文，發現芥川寫的其實是角色“懷著孕”。

“小說每一句話背後都是一個畫面，一個詞錯了，畫面就糊了一小塊。”她決定從頭到尾重新過一遍日文原文、舊版譯文，提出自己的修改建議。領導要速度，她就在其他項目上“虛構一些困難”，說封面要再改一輪，說某個譯者還在猶豫，合同要再等一周。這樣拖延出兩個月的時間周期，實際上都用來看芥川的稿子。

被公司開除前，小莫策劃的日文短篇集登上了豆瓣年度榜單。之後大半年，奔波在勞動仲裁中，每天走進出版社大門，陷入扯皮，她就想起書裡那個小心翼翼扮演著地球人的外星人。“我每天也覺得自己像是一個外星人，只是要披上人皮去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