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党的悲剧都来自柯文哲与黄国昌吗?

如果没有那些易受影响的追随者与容易催化的环境，志高才疏的柯黄两人，也只会停留在台大医院地下室和中研院的研究室内。（资料照片/王侑圣摄）

顺从者中很大的一部分包含对于蓝绿不满的年轻人，他们对于传统的蓝绿之争感到不耐，希望能够支持一个不同于蓝绿的第三选择。这些人通常较缺乏社会经验，也较容易受到短视频影响。但是因为柯文哲自私的人格特质，自私的人也较容易受到两人吸引。例如过去的一项调查显示，若台湾遭受军事攻击，民众党支持者是最不愿承担保家卫国责任的群体，甚至超越次高的国民党甚多，而且既不相信美国，战争时又希望美国人牺牲生命保卫台湾等等，都显现出民众党支持者的特色之一。

这些人呈现出帕迪拉等人所谓的顺从者的三项特征，包括心理需求未满足、低自我效能感与威权性格。限于篇幅，我只谈其中因为正当性危机而支持威权领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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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代表性危机是指某些人认为现有政治系统没有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或价值。当小草认为自己不属于蓝绿，对主流价值有难以启齿的反对，就发生代表性危机。例如小草也许认为房地产都遭到现有既得利益者绑架，造成房价高涨，让他们买不起想要地段的房子。但是小草们又认为政治无比肮脏，到处充满阴谋，正因为好处都被现有蓝绿既得利益者合谋占有，让他们有了比其他人更多的资源与权力，所以小草无法获得心目中自己该有社经地位，需要一位能够代表他们又敢于打破现有利益结构的民粹领袖来带领他们。

第二种是权力贬值危机，这是指某些群体的地位下降，被原先地位更低的群体赶过去，让他们产生不满，认为必定是社会既得利益者特别青睐其他群体的结果。很明显的，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迁时，群体彼此的地位特别容易改变，这时可能会让地位旁落的群体不满，他们会觉得社会不公，并且感受到孤立与无能，需要政客为其“讨公道”，让他们恢复他们心中自认该有的地位。加入政党个体得以将渺小的自我隐藏进强大的集体大我中，获得虚假的自豪感，正当化自己的志高才疏，替自己的行为找到借口，从而获得自以为的正义和自尊。

而催化其生长的环境，除了台湾的政党内斗之外，也和台湾的经济发展不均衡有关，导致经济分配不均。而全球民粹主义的浪潮、社交媒体产生的过滤泡泡和回音室效应与民进党昔日提供两人的政治机会，也在催化这种毒性三角领导的效应。

总之，诚如帕迪拉等人所说，这不是“一个大恶人统治一群好人”的故事，而是整个系统互动的结果，柯文哲和黄国昌固然难辞其咎，应该负最大责任，但是如果我们仅将注意力过度放在两人身上，反而可能错失了检视整个系统，并且真正压抑毒性三角在台湾生根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