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党的悲剧都来自柯文哲与黄国昌吗?

统治者的权力要能发挥作用，需要被统治者一定程度的同意。同样的，破坏的领导者之所以能够持续发挥影响力，需要有足够易受影响的追随者。这些追随者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顺从者（Conformers）：这类追随者通常自尊心较低、心理需求未获满足或成熟度较低。他们出于恐惧、寻求安全感或为了避免受到其他人的惩罚而服从领导者。另一类是勾结者（Colluders）：这类追随者主动参与领导者的破坏性行为。他们与领导者抱持相同的野心，并积极协助执行毒性管理，通常是因为这能为他们带来职场利益或符合其世界观。

除了破坏的领导者和易受影响的追随者之外，毒性领导要能真正发挥破坏力，还需要领导者和追随者处于容易催化的环境中。特别是在面临危机或剧烈变动时期，某些人会感到不安定与威胁，对不确定性无所适从，而更渴望有强人来引导他们，尤其是这些强人能够提供简单的解决方案时，更容易让毒性领导滋生。

但是毒性领导不是在每一个组织都吃得开，通常在缺乏透明与制衡机制的组织内更容易出现，这些组织经常向外寻找敌人，但是内部的监督力量却十分薄弱、缺乏申诉与发声渠道，或是存在不鼓励发声的文化，反而要追随者坚定相信领导者的所做所为。

毒性领导通常发生在高权力距离的社会与组织中，平均而言，相信上位者与下位者的权力差距越大，或是虽然身处低权力距离文化中，但是该组织文化却普遍接受严格且不容挑战的阶级制度，较容易发生毒性领导。

“毒性三角理论”让我们将毒性领导的各种恶行，从“单一坏人”转移到“系统性问题”，因此不是换掉怀领导者就能瓦解毒性领导，还必须从系统与制度上改善，例如强化内部监督体制，并建立让成员敢于发声的文化与心理安全感等。

帕迪拉等人并且以古巴卡斯特罗和德国希特勒为例，说明其毒性三角理论。破坏领导者的五项人格特质，分别是：个人魅力、个性化权力需求、自恋、负面生命主题，和仇恨意识形态。

柯文哲和黄国昌两人，符合其中的个性化权力需求、自恋，和仇恨意识形态等，负面生命主题则两人都不符合，至于个人魅力，柯文哲要比黄国昌更适用。

以“自恋”而言，自恋的表现为自我中心、缺乏同理心，追求崇拜、将自己视为救世主的优越存在等。就“自我中心”而论，对外，柯文哲经常标榜“智商157”、“台大医院外科医生”，对内则以“朕”自称，喜欢幻想自己是皇帝，受访时甚至自称为“神”。擅长将跨领域的复杂政治问题简化为口号，以“只有我懂、别人都笨”的态度睥睨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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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面对弱势群体、女性或部属时，常脱口出带有轻蔑或工具化倾向的发言，则显示出缺乏同理心。

其救世主情节，则表现在多次公开宣称《台湾只有我能改变》、《蓝绿都是垃圾》，将自己定位为打破旧体制、拯救台湾政局的唯一圣人。

无论是自恋、缺乏同理心、救世主情节和仇恨意识形态，黄国昌和柯文哲十分类似，例如多次自夸长相俊俏，借日本人名义夸耀自己俊俏如同木村拓哉，或是在立院质询或召开记者会时，经常极度不耐烦打断他人，说：“你回去读书”、“我讲话你有没有在听”等言语，藉以否定对方的专业与人格; 两人还都将不同意见者直接贴上堕落或被收买的标签; 也同样使用强制、操纵和宣传来强加个人形象，压制异议，巩固个人控制等。

这并不是说两人有同样的人格特质，就会产生相同的效果。举例来说，在“追求崇拜”上，柯文哲将其天份发挥到了极致，积极形塑“阿北”的个人崇拜信仰，透过独特言行，建立大批不容许外界批评的忠实追随者，而他最大的成就就是建立一个政党，完全以柯文哲的个人利益为政党核心价值，贪污亦如是，图利亦如是。

黄国昌高度依赖镁光灯与网络直播，在镜头前刻意展示咆哮、痛斥，或是反复出现的个人照片，以此吸引特定受众的掌声，并将大众的关注点从议题本身转移到他“个人”的道德高度。他要求部属对其绝对忠诚，斗倒非嫡系人选，目的都在追求个人崇拜。可惜因为个人魅力不足，缺乏演说技巧，手段又不如柯文哲，甚至在接手民众党党主席，在柯文哲从土城出来后，为了避免“两个太阳”，宣布柯文哲为“老大”，以便自己单独享有“主席”名号，名正言顺独占领导权。

固然民众党沦落到今日田地，柯文哲和黄国昌要负最大责任，但是如果没有那些易受影响的追随者与容易催化的环境，志高才疏两人的毒性领导，也只会停留在台大医院地下室和中研院的研究室内。

所谓易受影响的追随者，帕迪拉等所谓的勾结者，是那些在蓝绿两党不得志，认为民众党提供更佳发展机会，黄国昌在此之上，加入了他的小圈圈，如陈智菡、许甫、翟本乔等都是为了政党擦脂抹粉乱拗，属于利益结合，这不必多说。反而是顺从者值得多说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