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中共"拋棄式特工"曝光:被捕後立刻遭北京切割

2026-06-03 | 來源: 人民報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根據美國智庫詹姆士鎮基金會（Jamestown Foundation）客座研究員、前中共國大學教授克裡斯多福·奈（Christopher Nye）5月27日發表的專題評論，中共近年在海外發展出一套極其廉價且缺乏道德底線的“一次性特工”（disposable agents）模式。北京在美國等西方國家招募臨時代理人進行低強度滲透，一旦這些人東窗事發遭到逮捕，中共的標准處理方式便是立即切割、否認關系，任由這些為其效力的代理人獨自面對長年牢獄之災。

這份報告指出，西方反情報機構長期以來對中共間諜威脅存在思維盲點。美國與歐洲安全部門習慣將間諜活動視為傳統國家公務行為——認為情報人員必須擁有正式官階、國家編列預算支持，且被捕後可能透過冷戰時期美蘇之間常見的“間諜交換”方式被救回。然而，北京的情報戰早已跳脫此框架，它本質上是一個龐大、流動且低成本的“情報勞動力市場”。

“國家情報法”淪為綁架全民的連坐工具

這套廣撒網模式的法律基礎，正是中共2017年頒布的《國家情報法》。該法強制規定，任何中國公民與組織在國家需要時，都有義務配合與支持情報工作。這實際上將海外留學生、華裔商人、持有外國護照的華裔人士、媒體從業者甚至地方政界人士，全部變成可隨時征調的潛在情報資源。不論本人意願，只要中共情報機構找上門，他們在法律上便成為北京可任意使用的“兵源”。

報告以近期震動美國政壇的加州阿卡迪亞市（Arcadia）前市長王愛琳（Eileen Wang）案為例。阿卡迪亞是洛杉磯郊區一個亞裔人口近六成的城市。王愛琳經營課後輔導班長達20年，常活躍於華裔商會、家長會與同鄉會等社群。中共國家安全部（MSS）吸收她的過程極為狡猾，並非直接威脅，而是透過其當時的未婚夫孫耀寧（Yaoning “Mike” Sun）逐步拉攏。

起初，中共接觸人員僅要求她轉發文章或分享傳單，並給予大量贊揚與肯定。待其心理防線被虛榮心瓦解後，要求便逐步升級。王愛琳與未婚夫後來在名為“美國新聞中心”的偽裝網站上，大量刊登北京提供的宣傳內容。更嚴重的是，當她發布一篇否認中共在新疆侵犯人權與種族滅絕的洗白文章，並獲得超過1.5萬次點閱後，竟主動向一名曾與習近平會面的中共情報高層邀功，對方冷淡回復“太棒了”，而王愛琳則卑微回應：“謝謝領導。”

低成本基層滲透與西方國家的防范困境

這種不需要高深技術、也無需固定預算的基層滲透模式，已被中共在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世界復制成千上萬次。這些臨時招募的“一次性代理人”並不負責竊取核心軍事機密，而是執行低強度、高頻率的統戰與監控任務，例如：滲透各地華裔商會、向州議員進行親中政策游說、在抗議活動中偷拍反共人士照片並轉交中共領事館，以及像紐約盧建旺案一樣，以社區中心為掩護，秘密運作中共公安部的“海外警察站”。

這些看似零星的行動，累積起來卻嚴重扭曲了西方社會對中共國政治現實的認知。更嚴重的是，它在自由世界制造了一種無形的恐懼氛圍，讓許多原本希望逃離中共暴政、在海外勇敢發聲的華人，依然感受到人身安全受到威脅而不敢暢所欲言。對重視法治與公民權利的民主國家而言，要在不損害自身民主價值的前提下有效防范這種滲透，正面臨嚴重的制度困境。

這也凸顯了美中情報對抗中極端不對稱的成本現實。美國每起訴一起中共代理人案件，都必須投入大量國家資源，包括聯邦調查局數千小時的調查、大陪審團審議、漫長的法庭程序，以及面對親中團體政治施壓的成本。反觀中共，當行動失敗、代理人被捕後，只需在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輕描淡寫地稱之為“反華政治炒作”，即可輕松帶過。中共國家安全部從不在意這些外圍代理人的命運，對北京而言，短期內損失數十人不過是微不足道的“營運成本”。

如今，王愛琳正面臨最高十年的聯邦監禁，而在她被起訴後，中共外交部從未公開提及她的名字，直接將其拋棄。此前在布魯克林被定罪的海外警察站負責人盧建旺，以及2025年因涉嫌充當外國代理人和洗錢而受審的前紐約州長高級幕僚孫雯（Linda Sun），都遭受同樣的冷處理。在中共的行動邏輯中，一旦出事，標准劇本永遠是“否認關系、譴責西方、隨後消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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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斷中共魔爪：美國必須化被動為主動

克裡斯多福·奈在報告中嚴正警告，美國絕不能再犯“中共國行動計劃”（China Initiative）的錯誤，將華裔視為集體嫌疑目標，那只會讓中共如願以償，大肆宣揚“西方反華迫害”的宣傳勝利。未來的反制策略核心必須是：“讓中共付出高昂代價，同時保護華裔社群不受無端牽連”。

對此，他提出三項具體反制建議：

第一，推動“公民威懾”與公開教育。聯邦檢察官與國會應將王愛琳、盧建旺等案件制作成公開教材，向海外華人社群廣泛宣導。目的不是恐嚇華裔參與公共事務，而是戳破中共的謊言：一旦接受北京的指示並出事，中共絕不會提供任何保護或營救，只會徹底拋棄當事人。

第二，全面切斷“一次性特工池”的資金與組織網絡。目前在美國、加拿大、英國和德國，已有超過2,000個看似中立的同鄉會、商會、中文媒體被指認與中共統戰部存在密切關聯。美國財政部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OFAC）應對這些組織的幕後金主與空殼公司實施嚴厲制裁，凍結資產並啟動二級制裁。國會也應立法強制地方官員披露與外國政府相關組織的利益往來，並嚴格執行《外國代理人登記法》（FARA），重罰未登記卻收受中共資金的個人與團體。

第三，大幅提高違法成本。目前美國對“充當外國代理人”的刑罰過輕，導致中共視其為可接受的“營運損耗”。國會應修法加重FARA及《美國法典》第18條第951款的刑責。更重要的是，司法部應有權在起訴書中直接將中共國境內的情報官員、接頭人及中共空殼公司列為共同被告，進行缺席起訴。讓這些幕後操縱者一旦踏出中共國，就面臨被捕與資產凍結的風險，才能真正讓中共感受到痛楚。

王愛琳目前雖獲准交保，盧建旺也等待判決，但這兩名被中共用完即丟的棋子，結局已定。然而就在此時，北京國安部很可能又在招募下一批海外代理人。美國正面臨關鍵抉擇：是繼續被動地“打地鼠”，一次起訴一個傀儡；還是果斷采取系統性行動，從根源切斷中共的海外統戰網絡，讓北京為其滲透行為付出無法承受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