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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ADHD到前額葉受損:年輕人熱衷賽博確診

2026-05-21 | 來源: 青年志Youthology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2026年開年，“前額葉”成為互聯網新任頂流。

“前額葉下線，只想擺爛。”

“原來我不是懶，是腦殘。”

“建議把前額葉納入婚檢。”

一個原本屬於神經科學領域的生僻術語，突然被用來解釋執行力低下、情緒不穩定、拖延、記憶衰退、注意力分散、閱讀困難等種種日常困境。幾個月前，這些狀態或許還會被歸入ADHD、內耗、完美主義、高敏感、腦霧；而現在，它們有了一個更像“物理歸因”的名字：前額葉受損。

但問題也隨之而來。當前額葉、ADHD、ASD、雙相、抑郁、焦慮等詞語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社交平台上，年輕人究竟是在誤用醫學概念，還是在為一種說不清的疲憊、失控和痛苦尋找語言？

帶著這些問題，我們采訪了三位被不同症狀困擾著的年輕人。她們有人尚未進入醫學診斷，卻長期在網絡帖子和AI對話中尋找共鳴；有人在確診ADHD之後，終於停止把啟動困難歸咎於懶惰；也有人在ADHD、ASD和情感障礙的重重診斷中，重新理解自己與世界的關系。

這篇文章想討論的，不只是“前額葉”為什麼火，而是當越來越多人開始診斷自己的大腦，在這些被泛標簽化的網紅病背後，我們到底在主訴怎樣的解法？

文 | 彭彭

編輯 | Sharon

當前額葉受損成為一種流行病

最近，“前額葉文學”火了。

在社交平台上，越來越多年輕人開始用“前額葉下線”解釋自己的失控狀態：不想工作，是前額葉宕機；遲遲無法開始任務，是執行功能失靈；情緒一點就炸，是前額葉刹車失效；刷短視頻停不下來，是前額葉被算法掏空。

記憶力越來越差、注意力分散、反應遲鈍、情緒波動、閱讀障礙等這些生活中常見的表現，都被歸為“前額葉受損”，網友們紛紛自行確診，做量表、問AI、評論區問診等，掀起了一場新的賽博狂歡。

於是，一個醫學詞語被改造成了日常語言。

有人用前額葉解讀文學影視作品，《呼嘯山莊》中希斯克利夫的“瘋”，其實是長期處在高壓環境下的“前額葉刹車失靈”；而《生活大爆炸》裡的謝爾頓，則因為有一套嚴格的瑣事執行計劃，成了“前額葉終極操控者”。

還有人用前額葉篩選配偶和工作，“前額葉擇偶標准”“建議把前額葉納入婚檢”“前額葉友好型工作”等詞條一度沖上熱搜。

至此，全民前額葉主理人，大家不僅對自己、更是對周圍人的大腦算力和情緒控制力都提出了嚴要求，衛生用腦、提升專注力等成為“養育發達前額葉”的普遍訴求。

網友用前額葉解釋自己的情緒圖源：小紅書@蜂蜜是花生醬

腦科學科普博主、荷蘭神經科學博士在讀@瘋狂的西蒙斯在采訪時提到，“前額葉是人類最重要的腦區，和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但臨床上的前額葉損傷和流行標簽之間還是存在一定的認知偏差。”

算法時代下，一方面以短視頻為首的快餐文化繞過前額葉直接作用於杏仁核，帶來即時滿足和快感轟炸，使得前額葉“用進廢退”；另一方面，垃圾信息過載和不重要的瑣碎決策也無不在拖垮著前額葉的算力；加上如今AI在思考和認知領域的深度入侵，使得前額葉活躍度顯著降低。這些確實會造成我們所感受到的“腦霧”等各種表現。

臨床意義上的前額葉損傷，通常指向更明確的器質性病變，可能與外傷、腦梗、腦部病變、長期酗酒等因素有關。它不是簡單的拖延、分心、低效，也不是幾天睡不好、刷短視頻停不下來就能自我確診的狀態。

同樣，ADHD也不是“注意力差”的代名詞。它有嚴格的診斷標准，需要追溯兒童時期的發育史、生活史，並考察症狀是否在多個生活場域中長期造成損害。

人物采訪提出“尊重自己的前額葉”的博主楊雨坤

當全網都致力於擁有一個發達的前額葉時，我們也往往會忽略，過度發達的前額葉並不等於健康的前額葉。

“大家通常認為前額葉過於發達就可以更自律、更高效、更成功，它的確可以讓你分秒不差地去執行各種事情，但同時也會讓你感受不到快樂，極端情況下還會喪失道德感和同理心，造成對自我和他人過度規訓的狀態。我們是人，不是機器人，還是需要一個閾值的。”西蒙斯說。

同時，他認為，如今大家把疾病變成一種“標簽”或是一個“梗”，一方面會因為過度診斷而讓身體正常的痛苦和反應被病理化，另一方面又可能會使得真正的患者得不到嚴肅對待。但不可否認，大眾對這些疾病的認知度提高了，尋求幫助變得正當化之後，患者去就診的心理障礙也會降低。

不過，前額葉之所以流行，是因為它把“我不行”改寫成了“我的大腦暫時無法工作”。它讓一個原本充滿羞恥感的狀態，獲得了一種看似科學、也更容易被原諒的解釋。

賽博確診：痛苦得到解釋

在被標簽概括的精神狀態的縫隙裡，我們看見，年輕人關注的似乎不是疾病本身，而是情緒表達的出口。

雅南步入職場兩年，身體和情緒的不良反應幾乎充斥了她的生活。

她第一次感到“異樣”，是在很小的時候。姑姑一家來家裡聚會，氛圍熱鬧，大家圍坐吃飯，她卻突然冒出一個念頭：如果他們能離開我家就好了。明明姑姑一家一直待她很好，她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產生這樣“不堪”的想法。

“最愛我的人都在這兒，我怎麼會想逃離他們呢？”她想不明白。但從那以後，類似的感受頻繁出現，過年尤其嚴重。

“那種感覺真的很痛苦，很想‘回家’，可很多時候我明明就在自己家，我不知道我要回哪個家。”後來，她把這種狀態命名為“當眾孤獨”。類似的痛苦也會在每天傍晚降臨。看著陽光一點點黯淡，她常被巨大的孤獨感籠罩，日落成了一個需要“努力度過”的時刻。

她曾試著問朋友是否有類似感受，得到的卻多是驚訝、疑惑、不理解，甚至玩笑和戲謔。從此，她把這些感受藏進心裡最隱秘的角落。

“除了刷帖子，我也會和AI聊。看到大家都這樣，就覺得自己沒那麼特殊，好像這些都不是事兒了。”她說，“我很害怕被別人看出來我不正常，看出來我很累、很痛苦。”

她努力把自己歸入“正常人”的序列裡，但除了“當眾孤獨”，她還有太多難以解釋的反應。

在親密關系中，她察覺自己有明顯的回避傾向：當對方沒有積極回應時，她渴望建立連接；一旦對方主動靠近，她又會立刻逃避甚至斷聯。

工作之後，焦慮進一步加重。繁重的任務、計劃中的出游、朋友的邀約，都會讓她感到負擔。她也止不住擔心自己和家人朋友的身體狀況，一點疾病苗頭都會被她推演到最壞結果。

後來，她開始徹夜失眠，噩夢不斷。焦慮真正拖垮了她，甚至一度讓她陷入抑郁狀態。“好像接受不了生活上的任何一點變故，就連燈泡壞了都要咒罵幾句。”雅南說。

相比尋醫問診，雅南更願意在帖子和AI對話裡尋找認同。對她來說，這種認同至少能證明：她並不是一個“有病的”或“奇怪的人”。似乎這樣，就已經足夠了。

電影《世界上最糟糕的人》

或許，許多年輕人並不是真的想得病，也不是享受把自己歸入某種診斷。TA們只是太需要一種解釋。因為一旦痛苦被命名，它就不再只是個人的脆弱、矯情或失敗，而變成某種可以被討論、被理解、被安放的東西。

今年3月，廣東省日慈公益基金會&心盛計劃發布了《2026青年情緒白皮書》（以下簡稱“白皮書”），其中顯示，18-35歲的青年群體中，焦慮、抑郁風險和中高壓力狀態已經成為普遍經驗。工作學習中的高度競爭、未來的不確定、家庭關系、人際壓力和數字媒介共同作用，讓“低能量”“失控”“無法啟動”變成了許多年輕人的日常敘事。

今天我們常說“這個時代大家多少都有點兒病”，但我們的情緒往往是被忽視的。過去因為“emo”“矯情”等詞的流行，我們習慣了以情緒表達為恥，那些藏匿的感受、琢磨不透的焦慮、不可言說的痛苦，通過“完美主義”“高敏人群”“內耗大王”等自嘲式的說辭被輕巧掩飾，事實上，它們亟需一個合理表達的出口，賽博確診由此開始。

當症狀可以被命名、痛苦可以被解釋。“診斷”更像是一場精神依托，讓我們可以大方展示自己的“異常”，承認自己的脆弱、不完美、不高效，現實世界裡的失聲，在此刻尋到一種寬慰、認同和自我確證。

一份診斷證明帶來的改變

當腦科學概念不只是網絡自嘲，而是進入真實診斷，它到底改變了什麼？

小宇去年九月畢業回國，在找工作期間反復陷入“拖延-自責”的惡性循環。確診ADHD之後，她才認知到，自己並不是簡單的不努力，而是在啟動任務、維持注意力、處理復雜目標時遇到了真實障礙。她不會認為求助醫學手段是在推卸責任，也不再責備自己的自控力不足。

“剛開始了解到ADHD的時候，我也怕自己是不是在找借口、貼標簽，確診後我反而覺得不用過分在意這些（貼標簽的行為），因為它確實是我的一部分，能讓別人更好地了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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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方面，診斷也可能制造新的困惑。服用藥物讓小宇回歸平靜，行動變得高效，但那些鮮活的感知也被一並消除。從前，她會因找工作過程中遇到的不公而感到憤怒，會思考自己的價值究竟由誰來決定，可如今她感到大腦變清晰的同時，人也變得更加麻木。

“我的情緒雖然有時候會給我造成困擾，但我一直覺得那也是一種生動鮮活的表現，而吃藥之後，我好像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她感到困惑，“我究竟是更了解自己了，還是把真實的自己推得更遠了？”

確診為小宇提供了一個理解自己的入口。但入口不等於答案，診斷也不等於命運。它能讓人停止自責，卻不能替人處理生活裡所有真實的困境。

虎虎是一位大三法學生，高中時期確診情感障礙，患中度焦慮和抑郁。那時，紛繁的學業、復雜的人際關系，以及家庭和社會的負面情緒，像一團亂麻，她無法處理也無處消解，產生了嚴重的自毀傾向。

進入大學後，隨著情感障礙的減輕，她本期待一切可以好轉，卻還是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感受到了阻力。

課堂上她讀不進去書，總是比其他人更難沉浸式地進入學習，“明明沒有什麼痛苦和難過，也沒有其他事情阻礙，可就是無論如何都無法投入到閱讀當中去。”

生活中無數看似簡單的事情，別人可以一次做好，自己卻要反反復復好幾趟。

還有從小到大的人際交往中，她感到自己似乎無法用普通人的情感邏輯去理解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常常說出一些被認為是“找茬”的話。一次朋友向她借傘，她卻說“這把傘你隨時可以用，但它的所屬權是我的”。

電影《黎明的一切》

後來一次偶然，虎虎在網上了解到了ADHD，當即去醫院就診。那天早上，她做了量表和腦功能測試，來診斷的患者很多，只有虎虎一人最終確診。她才意識到原來ADHD的一些表征很多人都會有，但真正的ADHD卻是一種天然的神經發育障礙，是寫在基因裡的“不同”，且常常會共患ASD（自閉症譜系障礙）、CPTSD（復雜性創傷後應激障礙）或其他障礙，而虎虎正是共患ASD的一員。

她第一次了解到“神經多樣性”，從前困擾她的情感障礙，也終於在這裡找到了它的源頭。

公眾號“青衫Neuro”在《初識神經多樣性指南》一文中提到，ADHD、ASD等都是一種神經發育障礙，屬於神經多樣性。

所謂的“障礙”是指「神經多樣性者」生活在為「神經典型者」設計的社會中，所遭受到的各種阻礙和不便，嚴格意義上，它並非一種需要被治愈的“疾病”，而只是大腦發育差異。但由於社會認知不足，且ADHD易與其他障礙共現，導致難以診斷，所以很多ADHD患者往往在不清楚自身情況的前提下長大，在這個過程中遭受到很多外部誤解和自我懷疑，繼而引發雙相、抑郁等精神障礙。

“確診之後，我才特別渴望知道自己和‘正常人’是什麼樣的差距，知道原因之後就發現其實是生理構造問題，不是你不想變好，而是不可控因素，我終於可以原諒自己了。”在認識自己這條路上，虎虎走得尤為曲折艱難。

或許這些認知並不能減少虎虎真實的痛苦，但至少，了解我們的身體發生了什麼，以更科學理性的視角剖析自己，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去緩解和求助，才不會陷入孤島般的境地。正如確診讓虎虎更加理解，自己不是一個需要被修正的錯誤版本，而只是以一種不同的方式感知、理解和回應世界。

別把時代的病，都塞進自己的身體裡

當我們越來越習慣用大腦解釋自己，也需要警惕另一種危險——是不是所有無法承受的壓力，最後都需要塞回個體的身體裡？

雅南的焦慮在畢業工作後明顯加重。她常常經歷耳鳴、失眠、多夢等來自身體的不良反應。這不只是個人情緒問題，也和職場節奏、任務壓力、生活失控感有關。同時，她對親密關系的回避以及對安全環境的渴望，都來源於從小父母爭吵帶來的不安全感。

小宇的啟動困難在求職階段被放大。她面對的不只是ADHD本身，還有畢業後的身份懸置、就業競爭和不斷被評價的壓力。

虎虎的問題在家庭、學校、人際關系和地域環境中變得更尖銳。她不是把一切歸咎於原生家庭，而是意識到很多個人痛苦其實發生在更大的社會背景裡。

“在貴州的偏遠地區——我的家鄉，我的問題會顯得更加尖銳和不體面。人類的社會經歷巨變，代際發展隨之攜帶著創傷，但造成這些問題的，不是我的原生家庭，也不是我的父母，而是歷史發展進程中的問題。我相信父母在他們的原生家庭中遭受的創傷更甚。”虎虎說。

還有今天數字媒體和AI時代的到來，都無不在強化我們焦慮、孤獨的情緒體驗。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需要審慎把所有痛苦都解釋為“大腦出了問題”。“前額葉受損”的說法之所以流行，是因為它提供了一種看似清晰的物理歸因：不是我懶，不是我廢，而是我的大腦暫時無法正常運轉。但如果解釋停在這裡，焦慮就又一次被放回了個體內部，變成一個人需要獨自修復、訓練和管理的問題。

電影《弗蘭西絲·哈》

性別研究中的“具身性”（embodiment）概念提醒我們，身體並不是情緒的容器，而是人經驗世界的方式。而“情動”（affect）則幫助我們理解那些尚未被清楚命名的感受。焦慮有時並不是一句“我很焦慮”可以概括的，它更像一種彌散在時代裡的氛圍：被催促、被比較、被評價，對未來和自我沒有把握。

也因此，理解自己的大腦當然重要，但很多痛苦同時發生在身體、關系裡，發生在一個不斷要求人更高效、更穩定、更自我管理的社會環境之中。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系主任王天夫在《焦慮社會及其根源》中提出了“焦慮社會理論”。焦慮廣泛存在於現代社會，是所有人固有的情緒，而如今的人們難以適應現代社會的外部社會環境。我們早已遠離物質匱乏的時代，父母一代的經驗已經失效，穩定路徑越來越少，未來越來越難被預測。當未來失去了參照的坐標系，困局只能依靠自我探索，年輕人也就有了更多的擔憂。

情緒與生命力的博弈

在這次的采訪中，虎虎、小宇、雅南三位處在不同階段的青年們，同樣的都在和各自的人生課題交手，用自己的方式進行這場博弈。

虎虎並不總是能戰勝ADHD和ASD，更多時候，是在二者的夾縫中“卡bug”。如今考研在即，她想暫且放下自我剖析，找到一個更為理性的方法去專注眼下。

生活中出現的溫暖的時刻，比如來自老師的安慰、朋友的一句鼓勵“我無時無刻不慶幸認識了你”、記憶中母親投來的有愛的眼神......都讓她感到自己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件美好的事。

“批評和指責能夠讓人改進，但只有愛和鼓勵讓人想要變好，想要充實自己，讓自己更加完滿。”虎虎說。

小宇則會在藥物、高效和鮮活之間尋找平衡。她會觀察身體的反應，探索不同狀態下適合自己的劑量。即便沒有吃藥，她也會在情緒席卷之前問自己：“這個事情到底值不值得我這麼生氣。”

雅南暫時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對她來說，處理情緒本身是一件尤其累的事情。她努力地在各種症狀中尋求平衡，在身體可以承受的范圍內，允許自己短暫地和焦慮共存。

“有段時間這種方式是有用的，我會放任自己去想、去焦慮，而不是把這個過程當成一件痛苦的事，更不去因為焦慮而責備自己，增加更多的煩惱。”雅南說。

電影《黎明的一切》

2026年心理學研究已經證實，情緒崩潰並非軟弱。

美國心理學家泰勒·本-沙哈爾（Tal Ben-Shahar）指出，接納而非抗拒痛苦情緒才是關鍵，壓抑反會使情緒強化。很多時候，主動接納崩潰，允許情緒流動和整合，反而能重新獲得自主感和歸屬感。接納不是沉溺，也不是放棄改變，只是暫時停止與自己為敵。

益微青年大學生用戶洞察負責人黃若嵐說，“我們假定生命力一定是活潑、高漲、生長的，但實際上，抑郁也是一種生命力。當一個人遇到無法跨越的阻礙時，會暫時退行，這本身也是一種探索。”

這並不是要浪漫化痛苦，而是提醒我們，生命力不只有明亮、積極、高漲一種形態。當一個人暫時退回低能量狀態，那也可能是身體和精神在極限處做出的自我保護。

當然，如果你的不良情緒已經嚴重影響了生活，求助醫生是必要的，再細小的痛苦都不該是透明的，也不該被比較。如作家林奕含曾說的，我們應當對他人的痛苦更有想象力。而不是用自己的常識去要求痛苦中的人“想開點”“出去走走就好了”“你就是太敏感了”。用健康的邏輯去丈量精神的深淵，不可謂不是一種“殘暴”。

在青年志過往的一期播客《雙相、ADHD、BPD...為什麼這代人在精神問題“症狀池”裡打撈自我？》中，精神病院住院醫師井子在聊到《我腦袋裡的小狐狸》一書時提到，“我也是高敏人群，但在精神病院裡見過太多更嚴重的痛苦後，反而不敢承認自己的情緒波動。看完這本書後，我才意識到，也許我的問題沒有到‘小狐狸’的程度，只是一只小鸚鵡、小兔子，但它同樣需要被看見、被面對，偶爾為它痛苦也很正常。”

從埃裡克森心理社會發展理論來看，從嬰兒期到成人晚期的8個發展階段中，個體在每個階段都將面臨新的挑戰。就像“奧德賽時期”之後還會有“中年低谷期”，而迎接一個又一個焦慮，克服一場接一場挑戰，或許就是生活本身。

希望我們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在這個世界裡盡可能地過得舒適。

最後：黑色生命力

最後，我想分享這次采訪中令我最驚歎的女孩兒，虎虎。

從高中確診情感障礙，無數次想結束生命；到大學時期確診ADHD和ASD，學業和人際交往長期受到影響，她曾經一次次從一灘爛泥裡打撈自己。她說，在經歷那樣的痛苦之後，人身上會長出一種“黑色的生命力”。

當我們追問不良情緒的根源，卻發現創傷已經發生，制度性困境仍然存在，不公也並不總是能被撼動時，很容易陷入新的無力感。但虎虎提供了另一種理解。

她說，創傷對她來說更像是痛感，而不是痛苦。痛感像開門時不小心夾到手，尖銳、真實，但終究可以被感知、被消化。痛苦則是無法消解的憤懣、苦悶和不滿。相比追問為什麼那些東西傷害了她，她更願意給自己套上一個保護殼，在這個世界上繼續生存。

她依然感謝自己能感受到太陽、風和氧氣。她說，這個世界上有少部分東西一定能夠留住她。這或許也是這些概念、診斷和自我探究最終能抵達的地方。

她將自己的經歷和感受分享在社交媒體平台，“我不會停止探究自己，我不僅要探究，還要讓更多和當初的我一樣的青少年們了解自己，不至於陷入絕望無助的境地。我想告訴他們，如果做一次不成功是必然，那就花兩倍、三倍的時間去多做幾次，如果還是不行，也不必苛責自己。雖然我們能力有限，但絕不會停滯不前。”

永遠，不要被大風吹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