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確診癌症,我們一起造了一座花園

2026-05-21 | 來源: 南方周末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2026年春天，黃魚家門口花園的茶梅照例開出了玫紅色的花，這是父親最早移來的“居民”，同時種下的還有一株含笑，它倆長勢最好。

2008年，父親確診前列腺癌。大約半年前，黃魚攜妻女、父母搬入新居。門前有一塊可供住戶改造的草坪，他遲遲沒有動工。但父親病了，預期只能存活五年，這讓改造草坪的計劃變得有些迫不及待。黃魚打算與病中的父親一起，趕緊“把草皮弄一弄，弄得像個花園”。

花園承載了黃魚的想象，是理想生活的現實圖景。父親學過木匠，後來又成了一名機床工人，“花園”在他的語境中是陌生的事物。對父親來說，造花園不過是在地裡種幾棵樹而已。

父親生病後，一棵樹種下去，牽連出另一層含義：幾年之後，這棵樹長成枝繁葉茂的樣子，父親未必還能看見。父子倆一起種樹，將來可能只有兒子在樹下走動。

在花園修建的過程中，父子之間的矛盾持續出現。修建前是否應按傳統請風水先生來看一看？用來墊腳的石塊，尖角是否應該避開某個方向？紫薇的枝條如何修剪？……這是父子之間長期角力的延續，就像在搬入新居不久，父親早早地在門前的草坪上種下了從老家移過來的一株茶梅、一株含笑，類似於“宣誓主權”。

黃魚需要為父親覓得一處墓地，也叫“陰宅”。在此之前，他們剛換了新的住處，即“陽宅”。花園成了陽宅與陰宅之間的過渡場所。“人通過空間、方位、樣式和景觀，去表達自己對生活、對生命、對永恒的想象。”黃魚說。對他來說，裝修新居透露出對理想生活的追求，建造花園則似乎是在刻意營造一種幻境，而置辦墓地寄托著人對身後安頓的想象。這三件事交雜在一起，在時間和空間上重建了父子的關系。

花園一角，盛開的花圖/受訪者提供

父親去世距今已經13年，花園成了這個家庭安放記憶之處。在清明、冬至這樣的家庭祭祀時節，家人們會在家門口禮拜，請逝世的父親回家團聚。會把點燃的香蠟插在父親當年栽下的茶梅、含笑腳下，那是父親留下的路標，他將循著這個記號回家來。也因此，黃魚不再輕易改造花園，也很難搬離這所房子。他形容這是一種“安土重遷”。這裡已經成為家庭的圖騰。

黃魚將建造花園、送父親離開的時光寫成非虛構作品《花園與父親》，於2026年4月出版。學者、作家黃燈評價，黃魚在作品中“展開了對生死疲勞中的自我及父親深邃而復雜的理性審視”，“其傳統父子角色與傳統倫理邊緣之外的延展性思考，充分彰顯了作者個人化思想的成色。”

黃魚認為，花園一方面是追憶和懷念，另一方面是建築的長久與人的衰老、疾病、死亡之間的對照。他將之形容為博爾赫斯筆下的迷宮，父子倆都在花園裡尋找出路，但未必能走到一起，也未必能想到一起。他在一個不斷變化、沒有標准答案的世界裡，處理最具體、最私人的事情，比如死亡，比如親情，比如告別。

這座花園常常讓黃魚想起博爾赫斯的《雨》。在這首詩中，雨落在耳際，落在庭院，落在窗上。在那首詩的末尾，潮濕的暮色帶來一個聲音，“我的父親回來了，他沒有死去。”

以下是《南方人物周刊》與黃魚的對話。

花園中的小道圖/受訪者提供

“禮行如儀”與“無所適從”

南方人物周刊：父子關系是一個很重要的命題，在你和父親身上具體的呈現是什麼？

黃魚：我們有很多關於父子關系的觀點和思想。中國傳統敘事中是“父慈子孝”；弗洛伊德有“弑父”這樣的表達；在卡夫卡的《判決》中，父親對兒子說“你去死”，兒子就真的去死了。

我這個年紀的人所接受的教育，一部分來自革命敘事——很多革命故事都是從兒子反抗父親、走出封建家庭開始的。一代人要奔向一個嶄新的未來，那是理想的彼岸。它隱含著一個前提：要與過去決裂，與傳統告別。

我學社會學時，會覺得我們應該走向現代、告別傳統。但這些觀念一旦落到具體的家庭事務中，就會與現實沖突。按照傳統做是一種邏輯，按照現代觀念做又是另一種邏輯。怎麼處理父親的疾病？怎麼為他找墓地？怎麼辦喪事？我會無所適從——不知道該怎麼安放內心，甚至連一個表情都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如果沒有這些復雜的觀念，也許反而可以簡單地按照“二十四孝”去做，那至少有一種確定性。但在現實中不可能。作為一個當代人，你接受過各種思想觀念，不可能再完全回到那種敘事中。我想呈現這種“無所適從”的感覺。

它不是考試題，沒有標准答案，也沒有人給你評分。最終只能靠自己心中的那杆秤。這是唯一的、不可重來的事情——我只有一個父親，他沒了就沒了。

《花園與父親》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書中隔幾章就會有一些自我反思。現在父親已經離開13年了，你覺得自己當時做得怎麼樣？你說自己心中有杆秤，經歷了這一遭，當年你的苦悶、矛盾、無所適從得到紓解了嗎？

黃魚：這個問題我會比較警覺。因為一旦這樣想，每個人都會不自覺地往“自我期許”的方向靠，傾向於把自己變成“做得對”的那種人。那樣一來，又會回到“父慈子孝”的傳統敘事：父親值得你去做，你也盡力去做了，於是這個故事就變成了一個道德上圓滿的故事。

我們所接受的文化和教育中，有儒家、道家、佛家，也有西方的思想體系，各種理念混在一起。但面對至親的疾病和死亡，內心到底該有什麼反應、如何處理這些具體的事務，沒有一套清晰、樸實的方法論和路徑。

如果是獨生子，這種體驗會更強烈。父親一旦生病，兒子會突然成為那個必須站出來的獨一無二的人。他站在眾目睽睽之下——親戚、鄰居都在看兒子怎麼做。雖然內心很彷徨、很疑惑，但他只能挺身而出。

這個過程中，我們基本上會按照約定俗成的傳統去做，相當於取了一個公約數，我們說“行禮如儀”。這在傳統中是非常嚴肅的事情。比如殯葬改革之前，還在實行土葬的時候，蓋棺前需要由舅舅來做中間人，看逝者的頭是否居於正中。按傳統的說法，逝者的頭如果有偏向，他的福蔭也會有偏向。所以一定要有那麼一位權威人士來把關，確保不偏不倚。

從事務層面來說，很多百般糾結的事情會隨著父親的離去突然解決。比如我原來擔心他到底應該在哪兒離開，是在醫院、在家裡，還是回老家“歸中堂”？這些原本一直糾結的問題，都在父親離開的那一刻塵埃落定。

從ADHD到前額葉受損:年輕人熱衷賽博確診

川普前兒媳確診乳腺癌曾是模特現與老虎伍茲戀愛

美政府力推天然色素竟可能增加糖尿病、癌症風險

但內心層面的那些問題，父子之間的情感、困境、聯結……不會隨著事情結束就消失。中國的父子關系在今天到底應該是什麼樣的？什麼樣的情感連接是合適的？這種關系何去何從？當我們“行禮如儀”的時候，真實的內心活動是怎樣的呢？我們能否做到表裡如一？我們的真實情感是否具有現代性？這裡面其實問題叢生。

所以從父子關系來說，我最強烈的感受就是：這個角色你無法回避。但在扮演這個角色的過程中，內心的情感一直找不到一種合適的表達方式。

黃魚圖/受訪者提供

死亡教育

南方人物周刊：這種難得的死亡教育對一個人影響巨大而深遠。

黃魚：我們接受的教育其實都在教一個人怎麼奔向中年，走向一個更強盛的生命階段。所有的准備都是面向這一階段的。但從生命的強盛走向衰老、走向死亡這一部分，其實是缺失的。在這個問題上，我跟父親很難交流，交流的前提是有一套共同的思想體系。比如過去，大臣給皇帝寫奏折、皇帝批奏折，他們背後有一整套共同的儒家思想體系，有一套可以交流的“密碼”。

但在“死亡”這個問題上，父子之間、兩代人之間，沒有。

在宗教環境裡，面對親人的離去有一整套方法和話語，有安慰的方式，人們可以通過這套體系來交流。但沒有宗教信仰的人沒有，很多時候就變成不說反而最安全，因為不知道該怎麼說，也不知道用什麼去說。

我們在器物層面上的現代化是很明顯的——生活方式、交通……但在態度、情感、信仰這些層面沒有完成。現在主導的是科學理性，但有些問題在這個層面無法解決。康德有一個觀點是“要給‘上帝’留一個位置，不能把一切都交給科學”。科學需要的是“可證明”，但有些東西無法被證明。

南方人物周刊：父親離開後，你什麼時候開始真正處理內心的情緒？

黃魚：分階段完成。

我在父親還沒去世時就夢到他離開。等到事情真的發生時，反而有一種“經歷過”的感覺。父親去世後，我在夢裡見到他，那也是一種釋放。

還有一種是寫下來。有一次我要給朋友回郵件，寫到“我父親去世了”這句話的時候，我突然淚流滿面。我從來不曾用鍵盤把這件事敲下來。

所以情緒的釋放分場域，在不同時間、不同空間，用不同方式一點一點完成。

電影《漫長的告別》劇照

南方人物周刊：你剛剛提到“二十四孝”、“父慈子孝”，這是一種傳統的方式，我們也在走向一種更“現代”的方式。這兩者是對立的嗎？

黃魚：這個問題其實很難回答。比如“二十四孝”，在傳統社會中，它是合理的、天經地義的；放到今天，用心理學或者多元主義的視角去看，其中有些故事會顯得反人性。它到底是對還是錯？

從更長時間的維度看，沒有絕對的對錯；但在具體的時間、文化中，它又是有對錯的。比如今天提倡樹葬、海葬，海葬把骨灰撒向大海，在傳統中就是大逆不道。問題不在於有沒有對錯，而在於具體的歷史情境。

像我們這一代人，同時接受了幾套東西：傳統的、外來的、科學的、理性的。用韋伯的話說，就是經歷了一個“祛魅”的過程。當你祛魅後，怎麼重新賦予一件事情嚴肅性、意義和價值？

比如喪葬中的一些細節，你會覺得它們帶有黑色幽默，因為它們原來的神聖性已經消失了。但在操作層面，你又必須依賴這些傳統——因為它提供了一個“最大公約數”，讓事情可以順利完成。

這也是我在序言中說的“信與不信”。“信”是一種賦魅，“不信”是一種祛魅。人需要通過相信來獲得確定性，讓內心安定，讓情感有一個安放方式。一旦原來那套東西被懷疑，情感表達的方式也會失效。

但人不可能一直處在不確定中，所以會本能地尋找新的確定性。比如我會把某位醫生當成說一不二的人，不去質疑，完全按照他說的去做。那也是一種重新建立的“相信”。

表面上你在遵從傳統，但內心未必相信它。這就是“信與不信”的矛盾。

南方人物周刊：這種矛盾會影響你跟父親、你跟下一代的關系嗎？

黃魚：代際關系一直在變化。家庭結構、社會制度、生活方式都變了，但我們的底層其實是一樣的。可以用一句話概括：性相近，習相遠。“性相近”是說，我們與父輩有同樣的基因。同時，人面對世界有一種最基本的“條件反射”，我們在父輩建立的原生環境中長出自己的反應方式。“習相遠”指外部環境，比如教育方式、潮流、遇到的人，這些變化可能掩蓋了“性相近”的部分。基因、原生環境讓我們與父輩在底層相似，但時代、教育、環境又讓我們看起來不同。

如果再加上一個時間維度：童年，父親是榜樣；青年，父親是反抗的對象；中年之後，發現自己越來越像他。這個過程我的體會特別深，很多性格、處理問題的方式，我們其實是一樣的。

這不只是父子關系的探討，還關乎一個更大的命題：我們這一代人，如何成為“現代人”？這是一個過程，是我們正在奔向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