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中国的前新疆警察:"他失去祖国却找回灵魂"

2026-04-25 | 来源: 德国之声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2016年底，陈全国被任命为新疆党委书记之后，再教育营规模急剧扩大。相关调查显示，到2018年，至少有181座，估计上百万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人，未经审判就被长期关押，在恶劣的环境中遭受镣铐、殴打、禁闭等酷刑，并被驱赶从事摘棉花等强迫劳动。

从2017年11月到2018年8月，张亚博在和田地区康复医院担任管教民警。这座精神病医院实质上被改造成了“集中营”，医生、警察和“患者”人数都远超寻常。

据张亚博介绍，新疆“集中营”按照监管的严厉程度分为高中低三等。他所在的精神病院属于最低等级。由于押送“患者”和“学员”的需要，他往返于不同等级的关押场所，看见各种形式的酷刑。

记者就媒体报道中关于“学员”经历的吊打、禁闭和强奸等遭遇向他求证，张亚博说，酷刑和虐待“在集中营里是家常便饭”。他经常听见“学员”受刑时发出撕心裂肺的喊叫。这些喊叫声也给他造成了严重的精神创伤，成为他至今难以摆脱的噩梦。

但是，张亚博认为，这种精神创伤是他作为正常人对这种荒诞环境的自然反应。他还要把真相告诉自己尚未成年的儿子。记者问：“你不担心这样会对孩子造成伤害吗？”他大声说：“有伤害才是对的！”

张亚博说，他没有亲眼见到“学员”被当场打死的场景，但是知道若干受刑之后几天死亡的案例。他说，“集中营”里几乎每周都有人死亡。

因此，一方面，大量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族裔人被随意鉴定为精神病患者，遭到强制关押和“治疗”。另一方面，很多人为了逃避更严厉的酷刑，“装疯卖傻”，或者买通医生，扮演精神病患者，自愿被关押进张亚博任职的“康复医院”。

他的维吾尔民警同事告诉他哪些人伪装精神病，他对此也睁只眼闭只眼，只要他们不闹事就行。他知道，伪装的代价是每天都要服用治疗药物，“没病也能吃出病来”。

冒充普通村民的维吾尔干部

据中国政府的公开招标文件显示，从2017年开始，新疆当地政府采购了大量镇暴武器和酷刑器具。新疆和田地区公安部门曾为当地的再教育营采购“2768根警棍、550支电击棒、1367副手铐”，还有2792罐胡椒喷雾。

与此同时，中国当局也在新疆启用了严密的大规模监控系统，建立了结合监控摄像头、检查站、人脸识别、手机监控软件与人工智能等多种技术的“天网”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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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针对维吾尔人的大规模监控技术和制度，随后被实施于全国各地，尤其是新冠疫情期间，成为所有普通公民的电子镣铐。2022年11月，中国各地爆发了反抗封控的白纸运动。

在疫情期间，身为警察的张亚博，也因为“清零政策”而短暂失去出行自由。这让他对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族裔人的遭遇更加感同身受，难以继续从事这份工作，第一次明确地产生了辞职、逃离新疆并说出真相的念头。

他在新疆生活了18年。他说，这个念头让他感到害怕，害怕遭到当局报复。但是，“正因为我对新疆有深厚的感情，我才不能选择沉默。”

新疆设置的现代“集中营”震惊了国际社会。身处海外的维吾尔人在世界各地及网络举行抗议活动，总部位于德国慕尼黑的非政府组织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简称世维会）也发出呼吁，要求各国惩罚中共的暴行。

世维会柏林办公室主任海玉儿·库尔班（Haiyuer Kuerban）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该组织多次为逃离集中营来到海外的维吾尔人提供帮助。

世维会被中共当局定义为从事国家分裂活动的恐怖组织。有一次，张亚博在接受拘押一位维吾尔村民的任务时，被告知其罪名包括“和世维会联系”。他记住了这个“海外反动组织”，开始想象也许有一天可以找它说出自己所处荒诞世界的真相。

库尔班说，在此之前，他们从未接待过来自新疆集中营内部的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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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基层民警，张亚博多次见证，大凡有外国记者和国际机构来访，当地立即进行紧急部署，将接待村庄的村民或者受访家庭成员全部置换为维吾尔地方干部，让他们否认集中营的酷刑和虐待，展示维吾尔民族“幸福快乐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