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巴克: 星巴克做咖啡的名校生,受过大学教育的工人阶级

2026-04-24 | 来源: 大西洋月刊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这些趋势如此显著，以至于"工人阶级"一词现在既用来描述没有大学学位的人，也用来描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选民基础。因此，在为《纽约时报》报道劳工问题的沙伊伯笔下，对受过大学教育的工人阶级的报道，就像一位动物学家的实地考察揭示了某种动物的存在，而该动物与长期以来的物种形成理论相矛盾。

他的研究对象，年龄在二十多岁或三十出头，背负着沉重的债务和不切实际的期望走出大学校门。一位格林内尔学院的毕业生，获得了一份著名的大学毕业后奖学金，却在芝加哥的一家星巴克找到一份工作来维持生计，同时试图进入戏剧界，结果几年后发现戏剧梦想破灭，他仍在制作拿铁咖啡，受到经理的呵斥，穷困到要申请食品券。大学毕业后，马里兰州的一位"苹果粉丝"受到当地一家苹果专卖店的鼓励，将她的工作与激情和人类潜能联系起来。她被聘用做一对一的技术指导，希望能晋升到设计课程；然而，公司对利润的持续关注使她困在零售商场里，成为一名徒有虚名的女销售员，她无力支付账单。美国公司用崇高的头衔诱惑这些雄心勃勃的年轻人，而这些头衔与工作的现实关系不大：苹果专卖店的"创意顾问"和"天才"不得不哄骗顾客购买价值3500美元的Vision Pro头显；星巴克的"合伙人"整天制作大杯冰焦糖玛奇朵；亚马逊的"员工"在仓库里的移动被精确到分钟；兼职"教授"收入低于中位数，在其领域内职业前景渺茫。

年长些、生活更舒适的读者，或者更真正贫困的读者，很容易忽视沙伊伯笔下研究对象的委屈。你能对一个通过"糖心约会"应用程式作为年长富有男性的伴侣来维持生计的失业好莱坞编剧感到多抱歉呢？这些年轻的毕业生起初对企业界的冷酷无情天真无知，并对在苛刻的行业中获得成功抱有虚幻的希望。在文化上，他们与肉类加工者或家庭健康助手几乎没有共同之处——后者从不指望能做更多事，只求勉强过活——他们是为了孩子的未来而劳作，而不是为了自己。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被教育期待世界会为他们留出空间，而当世界没有这样做时——当他们遭受工资劳动的屈辱，面对不可预测的日程和不尊重的老板，并且看不到向上或出去的出路时——打击就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更是心理上的。沙伊伯写道："他们的品味常常是资产阶级的。他们手捧时尚的智能手机和昂贵的咖啡杯。他们按需观看精品电视剧。但过去的十五年给他们留下的却是——无产阶级的银行账户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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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伊伯讲述的个别故事有时让人觉得像是运气不好或决策失误的案例，但他更广泛地是在描写一代毕业生，他们的前景毫无疑问地变得黯淡。大学学位的价格飙升，而其相对收益却在缩水。过去二十年间，大学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之间的收入差距已停止扩大，部分原因是"大衰退"和疫情。一些最理想职业的岗位数量下降，造成了激烈的竞争，学者彼得·图尔钦称之为"精英生产过剩"。或者，正如沙伊伯所言："持有昂贵文凭的人太多，而需要这些文凭的工作太少。"当一个在向上流动的假设中长大的群体发现期望与现实背道而驰时——当精英开始下沉，改革受阻时——政治水域就会变得非常汹涌，常常导致社会解体和社会动荡。图尔钦的历史例子包括革命前的法国、俄国和伊朗；另一个例子就是这个十年的美国。

沙伊伯的主要兴趣在于，在沉迷手机和网飞的一代人中，激进政治意识的发展。《反抗》跟踪了星巴克、苹果、亚马逊、好莱坞工作室和研究型大学的大约十几名员工，他们都得出了相同的顿悟："他们视自己为普通员工的一员。他们抱怨自己的主管，诅咒他们的企业霸主。"这种新的意识，无论是否使他们有资格成为真正的工人阶级一员，都引导他们加入工会组织运动、揭露企业虐待行为、举行罢工，并逐渐在劳工行动主义中找到比他们受挫的职业抱负更多的目标。

我们记得疫情是文化战争的一个沸点。围绕封锁、戴口罩、警察暴力、专业知识、阴谋论以及2020年大选结果的持续战斗从未真正平息。但疫情也以深刻的个人方式暴露了我们经济和社会的荒诞不公，跨越了红蓝分歧。在疫情早期，在危机完全被文化内战吞没之前，出现了一个令人难忘的短语：必要工种工作者，那些生计要求他们出现在工作场所并冒着健康风险的人。必要工种工作者和非必要工种工作者命运的差异是一种深刻的不公，一个健康的国家本应使其成为公众关注和政策的焦点。杰夫·贝索斯的财富在疫情的第一个月增加了240亿美元。与此同时，他的公司对待其必要工种工作者的方式，以及解雇在斯塔滕岛仓库直言不讳的员工克里斯·斯莫尔斯，触发了第一个亚马逊工会的成立——这是美国近期劳工行动主义激增中的一个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