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拼命三娘"遭遇職場性侵,報警送老板入獄

2026-04-22 | 來源: 谷雨實驗室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2023年9月23日，在一場出差商務宴請中，時任德科智控公司老板的王某趁員工崔麗麗酒醉失去意識實施強奸。最開始，崔麗麗記憶模糊，無法確認是否遭到性侵，對方謊稱是她喝酒吐了才脫她衣服。後來一些記憶開始浮現，她感到害怕、痛苦、羞恥，10月3日，崔麗麗返回事發酒店調取監控、確認王某撒謊，崔麗麗選擇報警。

2024年4月，法院以強奸罪判決王某4年有期徒刑，賠償3000元。但這並不是戰爭的終點。判決半個月後，崔麗麗被公司以“未遵守請假制度、無故曠工”為由解除勞動合同。

在這之前，崔麗麗因為職場性侵患上抑郁和創傷後應激障礙向公司請病假，公司停發她的工資，把她踢出工作群和OA系統，很多同事、領導試圖證明她是因為工作不稱職，擔心被辭退，誣陷老板，索要高額補償費。公司的股東、投資人也試圖以“大局為重”“公司倒下，200多人受到影響”來勸崔麗麗不要把事情鬧大。

被辭退的當天下午，崔麗麗前往人社局申報工傷，此前一位律師告訴她，這件事的成功率連0.5%都沒有。但崔麗麗還是決定試一試，此後的八個月裡，她經歷了12次系統治療、兩次專家會診與鑒定，拿到了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的診斷證明和傷與非傷鑒定證明（這是工傷認定程序中鑒定她的創傷後應激障礙是否是由於出差期間遭受侵害直接導致的，也就是侵害因果關系的證明），最終獲得了人社局的工傷認定。這也是國內首例因職場性侵被認定為工傷的案件。

隨後，崔麗麗申請勞動仲裁，勞動仲裁委員會裁決公司需支付她停工留薪期工資等費用113萬元。但公司提起反訴，這場勞動權益案的一審在2025年9月23日開庭，此時距離崔麗麗被性侵已經過去了整整兩年，出庭那天她穿上了被侵害時穿的衣服和鞋子，這是她上戰場的方式，她希望自己不要恐懼，也不要羞恥。

在很長的時間裡，這是一個女性沒有咽下侮辱、決定為自己找回公道的故事，但也是在這個時間之後，崔麗麗開始遭遇日益激烈的網絡攻擊。她記得那些評論，“不該接受視頻采訪嘻嘻哈哈，沒有一個被強奸女子的那份悲傷。”“老王都進去了，事件也該翻篇了。這夫妻倆很高調，實在是反常。”“她居然把被性侵當成流量密碼，開通直播進行帶貨，產品包括防狼噴霧、情緒療愈書，把女性的尊嚴放在秤盤上公開叫賣。”“崔麗麗不應該在113萬賠償到了以後，又追加50萬，好像她一直在圖錢一樣。”

甚至有人開始懷疑她被性侵這件事本身是否成立——你如果真的是被性侵，為什麼離開他房間以後還會回去穿鞋子？你如果真的是被性侵，為什麼事隔十幾天之後才報警？你如果真的是醉酒不省人事，為什麼你的胳膊會摟著他的脖子？你如果是受害者，你為什麼會提出要2000萬？你如果真的是受害者，你為什麼一遍又一遍站在公眾面前揭傷疤？

崔麗麗遭受網絡爭議

2026年2月，崔麗麗決定反擊，她發布視頻，針對網絡上說她“仙人跳”、索要股權和錢、被侵害後在施暴者的房間洗澡、直播帶貨、勾結西方勢力、騙取社保等六大謠言發起刑事自訴，她和丈夫第一批鎖定了近50名侵權用戶，收集涉及侵權的120篇博文、260個短視頻提交給天津當地法院。同時他們還在收集第二批135名侵權用戶的信息。

在性侵案件與勞動權益案件之後，這是崔麗麗的第三場戰爭，前兩場戰斗已讓她身心俱疲，勞動權益案件至今仍在一審中，公司的反訴讓她的狀態一度跌入谷底。但即便如此，面對造謠者，她還是無法接受就此算了。

回望這場網暴，崔麗麗說，一個性侵受害者，無論是對著鏡頭笑，還是對著鏡頭哭，無論她是憤怒，還是脆弱，只要她決定站出來，她就會面對著整個社會系統的壓力，“這跟她是什麼樣的方式站出來沒有關系。”

以下是她的講述：

“我大概率死不了，但我覺得很絕望”

這場網暴是從去年9月23號跟前公司的勞動爭議案一審之後開始的，每次開庭之後我情緒都很低落，很少上網，直到月底接到媒體記者的問詢電話才意識到，私信炸了，全是罵我的，有的p圖，有的造謠，看到那些我懵了，很委屈，大哭一場之後我打了110報警。

警察了解情況之後說，這不是普通的網暴，不只是名譽侵權，應該涉及到刑事造謠和誹謗，但我們只能給予行政警告和處分，他讓我們考慮，這麼大規模的網暴，拘留幾個人是不是能起作用，還拿了刑法書給我們看，說你可以向法院提起自訴。

我想不通為什麼我對著鏡頭笑就被網暴，難道我沒有笑的資格和權力嗎？我是受害者就應該整天哭嗎？我不明白為什麼這些人要這麼做，越不明白就越想去看那些評論、視頻和文章。

當我看到一個律師說強奸案是個疑案，工傷認定案是個錯案的時候，我很崩潰，律師明明最懂法律的正義，我反復想他為什麼這麼說，是為了利益？為了錢？為了在短視頻平台去招攬生意嗎？那段時間我整晚整晚睡不著，平時我早中晚吃一粒對抗焦慮和失眠的藥，那天晚上我吃了六粒，很快就睡過去，後來出現了幻覺，幻覺裡都是那些離開我的親人，我父親、姥姥都來了。

再後來我先生把我搖醒了，那段時間醫生囑咐他嚴密觀察我，他看到我床頭放的藥瓶子很擔心，我說沒事，沒多吃，他啪就扇了自己的耳光。他說，你這樣讓我以後怎麼活？你死了只有家人痛苦，那些人一秒鍾就把你忘了你知道嗎？你死了對得起一路幫你的人嗎？這些話跟冷水一樣一下子把我潑醒了。

其實我知道我大概率死不了，我也不想死，不能死，我要是死了所有努力就白費了，但是我覺得很絕望，那種絕望讓你無處發泄。

他就跟我說，你必須從今天開始徹底斷網，一直到你能冷靜地去看待這個事，他的決定是對的。但是他變成了我，他把我的痛苦接住了，他跑到我的安全屋（作者注：家中二樓的書房，崔麗麗一直在這裡整理與訴訟相關的資料）取證。叫他下來吃飯的時候，他說等會兒，我正在關鍵的節點上，怎麼都叫不下來。所有的博文、短視頻、評論區都要錄屏，20多天他才弄完。他跟平台對接取證，要先起訴平台才能拿到用戶信息，前前後後花了兩個多月的時間。

崔麗麗的丈夫幫她取證的照片

我先生為了我陷進去，我非常自責，我能感受到他的痛苦，那段時間他不想說話，就像我之前一樣沉默，除了接孩子這種必要的事情之外，他就是吃飯、取證，有時我半夜睡不著，看到他就在電腦前坐著。

他跟我一起遭受網暴，全都是P圖罵他，讓他離婚的，說他拿老婆來打窩，我都不知道這什麼意思，我還去查。我一開始真不覺得他支持我多麼難得，他自己也說他做的是一件很正常的事，直到我遭受網暴之後，我才發現原來有相當一部分男性是這樣認為這個事情的。

我不止一次跟心理醫生說，也許我真的應該離婚，不應該把這些都帶給他。我的心理醫生說我太傻了，你應該好好珍惜，想著以後怎麼去回饋。我的心理醫生也要給他做網暴脫敏處理，他搖搖手，我們男子漢不需要，全他自己承擔了。

報警之後的一個月，我們一邊跟平台取證，一邊考慮到底是以名譽侵權來訴他們，還是刑事自訴。名譽侵權屬於民事糾紛，如果我們勝訴可以讓對方賠禮道歉，但侵權者依舊可以繼續侵權。刑事自訴耗費的時間更長，光是受害者取證就要兩三個月，法院立案審查和移送公安配合偵查也需要兩三個月，但刑事自訴可以主張刑罰3年內有期徒刑，這比名譽侵權更有震懾力，最終我們選擇了刑事自訴，我認為只有讓網暴者付出代價，他才有可能不會再去網暴我們和其他人。

公安為其普法應該刑事自訴，崔麗麗拍的法條

我想到很多因為這種事喪失生命的人，被網暴自殺的女孩鄭靈華，因為尋親被網暴自殺的男孩劉學州，那段時間我一直在這個邊緣掙扎，我吞藥，自殘，劃傷自己很多次，我想起這些很無辜的生命，想到這些我就覺得一定不能輕易地算了。

“為什麼大眾要求一個受害者體面？”

我們起訴的主要是兩大平台的造謠和誹謗，法院年前已經移送到公安做補充偵查，已經跟天津的嫌疑人做完筆錄了，接下來他們還要去外地，因為是刑事自訴，起訴的人也比較多，所以他們會更慎重，立案需要的時間也更長，讓我們耐心等待。

起訴平台以後他們會把侵權的內容下架，那些賬號有的還會喊話說我投訴舉報，直到知道我們是刑事自訴以後，有人給我發私信、發視頻道歉求饒，但我不接受，看我不是一個軟柿子，他們又開始發視頻繼續罵我。有的已經把賬號注銷了，以為注銷就找不到他。

去年8月份我評論區有人造謠說我是最大最貪的女人，說你事發之後一直不報警，其實你是想要2000萬和股權，你還要人家整個上市能創利潤的公司。我就錄視頻回擊這個造謠誹謗者。有兩個媒體引用了這個短視頻，標題是《面對網友質疑延遲報案，崔麗麗怒懟網友：事發多久報案，那是老娘的權利，老娘要的是2000萬加法辦》。後來很多人就網暴我說我罵網友，跟網友自稱老娘，但我是針對那個造謠誹謗者。

我說從一開始就沒想要私了，在檢察院階段，對方提出給200萬要我的諒解，但沒有任何歉意和悔意，我沒同意。後來，對方又找到我的律師繼續求我諒解，要我出個數字，我沒想過諒解，所以隨口說了2000萬，律師說這個沒有計算依據，我就算我的工資和公司原始股的損失，讓我的律師報給了對方律師1200萬，但後來求諒解的事不了了之，我也不記得1200萬這一段了，在采訪裡說的都是2000萬。很多人覺得你要這些，你就是很貪，但請問哪條法律規定：在公檢法程序中只能加害者求諒解，我們受害者卻不能提條件？再說了，我受到的傷害、我17年的職業生涯被摧毀，這些是不可估量的，更是不可逆轉的。大家好像不容許一個受害者表現出憤怒，可能有人看我的視頻感受到攻擊性，但其實我是在表達對不公遭遇的巨大的憤怒。

也有人覺得我不該打官司跟公司要工傷賠償，他們意識不到這件事對我的人生信念、職業生涯的毀滅是致命的。對我來說這不是錢，我要的是真相和正義，在加入這家公司之前，我在上一家公司連續六年被選為中高層裡唯一一個最佳管理者，而我到了這個公司才工作一年兩個月，遭受這麼大的傷害，還強制開除我，給我扣上曠工違反公司制度的帽子，我能容忍嗎？

錢當然很重要，這幾年打官司我沒有工作，我先生的事業基本也停擺了，陪我一周去好幾次醫院、法院，無休止地投入，但是你說我們所有的努力就是為了爭取這一兩百萬賠償嗎？那我直接去掙錢不就得了。我如果要錢，他為了求諒解要給我200萬又或是北京一套房的時候，我又為什麼不要呢？我為什麼後面還要苦哈哈地花八個月時間去認定全國首例精神工傷？我還要後面被公司反訴，又打工傷案子，還要繼續打這個工傷待遇案子，又折騰這一年，這又是為什麼呢？人活著是不是有時候也是要活一口氣？還有一件事情我要澄清，一直到今天為止公司只賠付了2萬多。

還有人造謠說我每周三晚上固定幾點鍾直播賣維權課，因為我是做銷售出身的，我一聽他們說我為了帶貨博流量，我心臓就疼。但現在我不這樣想了，你們這樣造謠我，我沒有那樣做，我還很痛苦，那我不是傻子嗎？

之前有記者問我，在鏡頭和文字裡感受到我是很堅強的女斗士，難道你就沒有脆弱的時候嗎？怎麼能沒有脆弱呢？怎麼能不覺得難呢？只不過你覺得你的戰爭還沒有結束，哭泣、脆弱好像不合時宜，你強迫自己不要覺得自己很慘。有網友跟我說，你看那些人多可憐都在哭，你怎麼不哭？我需要去跟別人講我有多慘嗎，一個打拼了17年的職業女性，為了尋求真相和正義，什麼都沒了，以前她那麼熱愛工作，現在她卻成了為自己告狀的人。這必須得哭著講嗎？

一個受害者無論是什麼表情，什麼姿態，都應該被尊重，有時候她的情緒是麻木的，有時候是崩潰的、歇斯底裡的，總之她不會那麼優雅和體面。為什麼那些網暴者要求一個受害者體面？這很不公平。

我明明抗爭的是權力、是不公、是職場霸凌。難道大家不應該一致去對抗施暴者、加害者，為什麼沒有人去審視他呢？這場網暴就完全把加害者跟他的企業都掩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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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驕傲什麼呢”

心理醫生建議我回歸現實，在生活裡去重建自己，網絡畢竟是虛擬的。網上那種丑陋，在現實裡我一點沒遇到，這一路上我的家人、心理醫生、社會各個有關部門都對我有很多支撐，沒一個人怪我，所以我才能挺了一關又一關，要不然早倒下了，我原來不想跟人說難，但是我現在越來越覺得這條路太難了。

年前我的主治大夫把我抗抑郁的藥停了，但還得吃抗軀體化焦慮和睡眠障礙的藥。昨天我特別想發一個短視頻，恭喜這位女士，抗抑郁藥停了四周，還沒有反彈。

但是我一想，可能我高興太早，春天容易反復，很多人說PTSD的治愈率不高，別看現在好了，可能過三五年又不行了。但不怕，來吧，都不怕，最糟糕的時候都挺過來了。我以前抑郁的時候，床都下不了，最長一次是23天。

去年我的工傷認定下來之後，我做了三次脫敏治療，最後那次治療之後我感覺我徹底好了，軀體化症狀沒了，也不做噩夢了，但是很快公司不服這個工傷認定，反訴人社局和我。我一下子就低落了，前面的治療前功盡棄，所有的怨恨、軀體化症狀又全回來了。

我總體來說是比較堅強的，我選擇自己去認定工傷、訴訟、實名發聲，其實我那時候病得很嚴重，但這一路的選擇我不後悔，因為我的性格就是不允許我忍了、算了、當作沒發生，不允許的。但你架不住這樣一次又一次，你打贏了官司，人家依然不認怎麼辦？人家依然還可以繼續造謠怎麼辦？

2024年法院判定他強奸罪成立以後，有行業前輩從外地來天津請我去工作，說實話我非常心動，人家也說了，你可以帶孩子去，換個環境不是挺好的嗎？我先生也想以後全家就不在天津了。

我思考很久最後拒絕了。那個時候公司剛開除我一個多月，我情緒很崩潰，感覺自己陷在泥潭裡，我在我們的行業是開疆拓土的人才，公司非常需要你去打市場，但是自己都救不活自己，你有什麼資格去幫人家拯救市場？我先生當時很不理解，他沒有意識到我受傷那麼嚴重。

崔麗麗在第二家公司獲得最佳管理者獎

你不太允許這個事情結束，雖然他被判刑，但是他的公司說你曠工、嚴重違反公司制度，後來又派人騙我的病歷，我工傷認定成功後企業又反訴人社局，勞動仲裁勝訴後繼續反訴至一審，一直拉扯到現在，他們做假證說事發那晚的商務宴請是私人飯局，想以此推翻工傷認定，他們還捏造了很多事情，這讓我處在極度的憤怒中，還有很深的無力感，這些事都讓我情緒和軀體化病情更加糟糕，被醫院診斷有精神分裂的症狀。

很長時間我連出事以前的照片都不敢看，媒體老師問我要，我都說沒有，其實我是撒謊，我一看那些照片就心臓疼。我會笑我自己，你在勁兒勁兒什麼呢？你驕傲什麼呢？

笑完了我就覺得我好可憐，我就會想那個時候的我知道我現在是這樣的嗎？一定不知道，你會覺得追求所謂的事業太不值了，但我以前就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我們這個行業越到高位男性越多，女性就是要更努力的，我有幹勁，啃的都是硬骨頭，同行叫我拼命三娘，年輕的時候你相信只要我足夠努力就能發展自己、幫助公司。

以前我很單純，公司讓我怎麼做，我就怎麼做。我報警以後，他們就把我踢出辦公系統，但是我還有微信，但我從沒在微信群裡說過我遭遇了什麼，下屬和客戶問我怎麼了，我都是說我生病休假了，幫公司打圓場。

一直到新京報第一次實名報道我的事情，我的直屬領導跟媒體說，因為我先生以前做安防行業，我們有很多關系在杭州，所以才能判刑，對方造這種謠，我很憤怒。所以這之後我把公司的中高層和客戶拉了一個群，告訴他們我消失的一年裡到底發生了什麼。那個時候是24年8月份，距離我被侵害馬上就一年了，你以公司的利益為重，但公司始終是以公司的利益為重。

全都是污名化，全都是各種各樣的羞辱。他們說我工作能力不行，所以想要勾引老板，但我有被公司表揚的證據，我每個月工作26天，22天都在全國各地幫公司跑市場，被侵害之後，我依然堅持完成了跟客戶的重要匯報，才回到天津跟我家人處理這件事。

我這個案件的檢察官後來在《方圓》雜志（作者注：由最高人民檢察院主管、檢察日報社主辦的法治新聞期刊）上說，“被害人在遭遇了這樣的事情後，第一時間考慮到的還是維護公司利益，在結束出差後才試圖尋求解決辦法。然而，她卻遭到了領導的強硬拒絕，這使她感到無助，最終選擇了報案。一名女性，為何要賭上自己的職業生涯，冒這麼大的風險把老板送進監獄？這對她沒有任何好處。”

“我現在不覺得我丟人”

事情發生後的那一年我基本上都是在噩夢和自責裡過的。首先你都快40歲了，讓你喝酒你就喝，而且你還喝醉了，發生這個事情你自己是不是也有責任？我會有很強烈的羞恥感，你覺得丟人，你會一直想是不是我哪裡做得不好？是不是我哪裡招惹到他了才導致他這樣去對我。

但我這一路上遇到很多人，他們有良知有正義感，幫我去改變這些想法。我在安定醫院第一次做PTSD的專家會診時，整個過程我都低著頭哭泣，不敢看人，走的時候一個專家叫住我，崔麗麗，你抬起頭看著我。我眼裡全是淚，迷迷糊糊地看著他。他說，你告訴我那個人判刑了沒有？我說判了。他問判了幾年？我說四年。他說，所以你有錯嗎？你沒有錯。釘在恥辱柱上的是他，不是你，你要好好地接受治療，我相信你有一天一定能走出安定醫院。

我的主治大夫和心理咨詢師從來不覺得我是個麻煩，在我軀體化非常嚴重的時候，我見她們都渾身哆嗦，我的主治大夫跟我說，崔麗麗你是一個普通女性嗎？你不是，我知道你在職場打拼了17年，你現在就要勇敢直面人性的險惡，只有這樣你才能走出來，否則你會窩囊一輩子。她們沒有說算了，你讓律師替你去，她們知道我不是退縮的人。

在我認定工傷和勞動能力等級鑒定的路上，遇到的相關部門工作人員也在專業上給予了我很多幫助。在我認定工傷時需要做“傷與非傷鑒定”確認傷害與工作的因果關系，工作人員會耐心地告訴我：《工傷保險條例》的立法精神是保護勞動者，精神工傷的認定需要審慎，希望我能理解。在我做勞動能力等級鑒定時，鑒定專家鼓勵我說：繼續堅持治療，終有一天能走出創傷。

就是靠著這些人我才能一點點地糾正我的認知，我現在不覺得我丟人，為什麼我丟人？因為我被欺負了，因為我四十多歲了，因為我長得很丑，所以我就應該沒有尊嚴，被他們這樣踐踏嗎？

有的人甚至會說老板那麼多錢，什麼樣的沒見過。性侵跟你是誰、多少歲有關系嗎？這是一種權力壓迫，你年紀擺在這，他覺得這樣欺負你了，你這個年齡很尷尬，你就應該忍氣吞聲。

我前面說的檢察官也給我很多力量，我是看到他在媒體上的發聲才決定要實名發聲，在這之前我是一蹶不振的狀態。我的喉嚨就像堵著什麼一樣，有時候像扎了碎玻璃一樣疼，有時候是呼嚕呼嚕說不出話，我的心臓刺痛，太陽穴緊的就像戴了緊箍咒一樣，鼻子是麻的，這些都是情緒導致的軀體反應。

2024年我決定露臉發聲之後，最開始我的病情加重了，尤其是鼻腔的腫脹、麻木和心臓的刺痛，因為每講述一次，自己會疼一次，也被傷害，但你也得到善意和支持，我的創傷被看見、被聽見了，好像有無數的人來托舉我，很多人知道了崔麗麗的故事，你一次又一次感受到正義的力量，這些讓你重建對人的信任。

在我出事快一年的時候，我媽非要來天津住一段時間，原來讓她來她都不來，那時候我病得很嚴重，情緒崩潰，有一天就瞞不住了。她跟我講，你要相信正義，咱們是正義的一方。她現在總是說，你需要錢，你就找媽要，媽媽有養老錢。我母親總是喜歡說，停止抱怨，開始行動。

我媽媽是很堅韌的女性，第一任丈夫去世時，婆婆想要孩子，讓她淨身出戶，她跟婆家打官司爭孩子的撫養權。我爸爸就幫她打官司，我爸爸曾為了給他爸爸平反打了12年官司。以前這些事情他們不說的，媽媽是為了鼓勵我才說的。我看我爸爸手寫的十幾頁訴狀，哭得稀裡嘩啦的，很感動。

我其實不想說這些，網暴者扒過這些事情，說我家人就是告狀告狀，網暴之後我才意識到我應該保護好我的家人，不想再讓她們受到影響。

但我知道這些是很寶貴的事情。這兩年我很想念我的父親，他在世時給了我很多力量和鼓勵，但他去世時我沒能陪他，我很久不能釋懷，直到後來我發現我身上流淌著他的精神，我原諒了自己，他並沒有真正離開。

春節前後，我先生說我有一點小自私，他不敢使勁說，他說你總是想自己那點事，其它的你好像永遠看不見，不知道你是看不見還是你裝看不見。其實就是我困在裡面了，你的腦子裡只有這點事兒，連你身邊的人你都關注不到。出事之後，家裡從來沒有一個人說你怎麼還不出去工作。

直到這段時間我才能看到家人年紀越來越大了，老人70了還要承受這些，我老公這兩年老了好多，他原來那麼精神抖擻的一個人，以前我沒有余力考慮這些，我想應該早點走出來，不應該陷在裡面。

打官司拉扯的時間很長，會讓我很焦慮，很痛苦，勞動權益案已經一年多了，還停在一審，我比誰都想快點結束，但是你控制不了。昨天我先生就開導我說，甭管咱們的案子走到哪一天，你永遠記住，老公就在旁邊陪著你，我就捂著臉哭，快別說了，受不了，我寧願他罵我兩句。

崔麗麗的丈夫帶她出門散心

我現在不敢看我以前的視頻，我看到我以前的樣子，我覺得好恐怖，你能感受到那種巨大的痛苦。但以前痛苦我也要看，一邊鍛煉一邊聽我的視頻來激勵我自己：戰爭還沒有結束，路還有很遠。但我現在不看了，我的心理醫生說我學會心疼自己了，痛苦了那就先歇一歇，緩一緩，再繼續去做事情。我以前都感覺不到被子的溫暖。最近北方停暖氣了，我卻開始感覺到溫暖了。我跟心理醫生講這個細節，他說這說明我越來越好了。

有很多人遭受這些事情，連親人都不支持，讓她打掉牙往肚子裡咽，不要跟別人講，你只要不講就沒有人知道你的痛。但其實不是的，你不講，痛的始終是你自己，所以我蠻想呼吁那些姐妹跟最親近信任的人講出來，但現實很殘酷，總有很多聲音告訴你不要講。

很多姐妹跟我求助，你就發現這類事情的規律，他們無罪辯護或者罪輕辯護的思路都是向女性潑臓水，倒打一耙說你勾引他。因為事情發生在密閉空間很難說清楚，這也讓很多受害者不敢聲張。

我決定公開發聲的時候，我就想過我會遭受網暴，但是我從沒想過會像去年那麼嚴重，我不知道推動這場系統化網暴背後的力量到底是什麼，但我看伊藤詩織和香奈兒·米勒（斯坦福大學強奸案受害者），發現無論你是誰，你在哪個國家，只要一個性侵受害者選擇公開發聲，其實就意味著你對抗的不只是那個施暴者，還有整個社會系統的壓力。

那些網暴我的人說我面目猙獰，也許另一個人面目不猙獰，她哭哭泣泣的，她很脆弱，她也許依然會遭受網暴，因為她選擇了站出來哭泣，這跟她是什麼樣的方式站出來沒有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