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后美国的"新世界秩序"将更加危险

越来越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正在行使区域乃至全球领导力。一个显著信号是，波兰很快将拥有欧洲最强大的军队。土耳其拥有全球第三大的外交网络。卡塔尔已成为重要的冲突调解者。

正如《外交政策》主编拉维·阿格拉瓦尔在2023年所写，“全球南方正在变得更加可见——并且在各个领域都更具影响力”，无论是在商业、体育还是外交领域。

第二个趋势，是权力正在从国家转向公司、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所谓的非国家行为体，它们的财富、影响范围和能力往往超过许多国家。

沃尔玛的收入超过瑞典的国内生产总值。每天有超过35亿人在 Meta 的应用上进行社交、获取新闻或开展商业活动。活跃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数量自1955年以来大幅增加，从约1000个增长到超过45000个。

像生成式人工智能、半导体和航天器这样的地缘战略技术，主要由私营部门开发，政府参与有限。

在强人政治盛行、国家打压公民社会的时代，认为这些行为体的权力相对政府正在上升，这一说法似乎有违直觉。

川普以及印度的莫迪、匈牙利的欧尔班、土耳其的埃尔多安等领导人，都倾向于将企业视为国家的延伸，并试图迫使大学、媒体、律师事务所、博物馆等独立机构服从他们的意愿。

然而，政府并不总能成功实现这些目标，而且在实现国家安全、经济和外交政策目标时，仍然依赖非国家机构。在教育到安全等领域不断私有化、国家财政压力加大，以及技术和金融复杂性不断上升的背景下，这种情况愈发明显。

这些行为体对全球事务的影响显而易见。

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说服了川普政府允许向中国出口其公司强大的 H200 芯片，从而打破了持续七年的两党政策共识。中国共产党放松了对本国科技公司的管控，以在人工智能竞争中追赶。债券市场迫使川普在“解放日”关税问题上作出缓和，早于最高法院的否决。

或许没有哪个例子比“星链”更能体现非国家行为体的力量：如果一个中小规模军队希望获得可靠的战场通信，就必须与马斯克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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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世界的第三个基础趋势，是不断增强的全球互联性。

这同样与当下氛围相反。尽管人们频频宣称全球化已经终结，但似乎经受住了民粹主义和疫情的冲击。即使美国的有效关税税率从2.2%上升到约10%，世界贸易的增长速度预计仍将与过去十年相当。2025年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了14%。

政客们高呼国家自给自足、供应链回流和振兴本土产业，但数据显示，从国际活动向国内活动的转变并不明显。各国政府不仅没有走向孤立和收缩，反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频繁地相互互动。从整体来看，外交关系正在扩展并加深。尽管基于条约的正式国际组织数量在20世纪90年代末达到顶峰，但非正式俱乐部、专题会议以及规模较小的议题型峰会却大量涌现。

这种增强的联系带来了诸多好处，但也是许多全球问题的根源。国家将相互依赖“武器化”，利用金融体系、贸易和数字网络作为施压和攻击的工具。

传统的国家间战争威胁依然存在，但国家安全如今还包括应对互联带来的负面影响：气候变化、传染病、网络攻击、恐怖主义。

自2020年以来，对美国人造成最大直接伤害的因素，几乎都源于全球互联，更像是社会之间的联系，而非国家之间的关系。例如新冠疫情（导致120万人死亡）、芬太尼危机（约35万人死亡）以及网络诈骗（去年损失高达1190亿美元）。

“多重关系”的地缘政治

在过去近100年中，各国通常基于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或文化形成相对稳定的阵营，例如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西方对其他世界、“文明冲突”等。当然，这些标签之下存在诸多矛盾，但总体而言，这种宏大的对立结构塑造了大部分外交事务。

在高度互联和权力分散的时代，这些划分已经瓦解。各国如今拥有更多自主性和选择，其对外关系变得更加灵活、机会导向且充满矛盾。“多重关系”已成为地缘政治的新常态。

共产主义的越南正在加深与美国的安全关系。自豪的民主国家巴西在金砖国家中与俄罗斯和中国站在一起。在战争爆发之前，沙特阿拉伯同时与以色列和伊朗关系趋近。

如今没有任何安全联盟显得牢不可破。川普提出吞并格陵兰的威胁动摇了北约的根基，也打破了美国一定会履行第五条集体防御承诺的最后希望。莫斯科—北京—平壤的合作，与其说是持久联盟，不如说是权宜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