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规培医生自杀的背后:年轻医生受够了!

此外，他们还要负责最基础的医疗处置，比如住院部里的：开药、插管、骨穿、透析；门诊里的：在深夜的急诊室里取出扎入患者脚底的几片碎玻璃，这项工作需要耐心与技术，只收费几十元，医生只能得到几块钱操作费。

他们也被称为“一线医生”，与患者距离最近，但我们很难知道他们的名字。医疗单据里的签名往往来自主治或更高级别的医生。在办公区，谭璐、王越卓和其他住院医都没有自己的固定工位，哪个电脑没人用，就坐在哪。在住院部管床时，患者的床头也不写医学生们的名字。

为了完成上述种种工作，年轻医生们不得不超时上班。我们的七位受访者，每天工作时长都超过12小时，最多会达到15小时。在医院第一年，谭璐基本每天晚上十点才能离开医院。一位受访者在产科工作，最多的一次曾连续工作36小时，这意味着上完白班，值夜班，继续上一整个白班，中间最长只休息了30分钟。他们很难按时吃饭，如果要进手术室，上厕所也变成奢侈的事情，往往一憋就是一两个小时。

长时间的消耗下，头脑发昏，心跳加快，是手术室与值班室的常态。许多第一年进入临床工作的规培医生都会晕台，即在手术台上感到头昏、视力模糊，丧失意识而摔倒，平均一两个月就有一次。对此，有经验的医生见怪不怪，会叫他们在旁边坐着歇一会儿，或者打电话叫个人顶上来。

医疗政策对上级医师的影响也会直接传导到年轻医师身上。比如，医院考核里有一项是病床周转率，即病人多久能出院，谭璐的上级为了提高这项数据，会让病人早上11点前空腹来，来了立刻抽血、拍片子，开心电图，下午上治疗，然后立即出院。这意味着谭璐要在一天内写完原本两三天的病历、做完相关操作。这种“特种兵”操作被多位受访者提及。

但即便提高了科室的绩效，奖金也发不到他们手里，因为他们没有正式入职。大多数规培医生每个月只有1000元左右的国家补贴，在一些中部城市医院，到手的补贴低至600-850元。有幸挤入北京、上海少数顶级三甲医院的人每个月能获得医院额外的2、3千元补贴，运气更好的，能获得与全职住院医生同样的待遇。

多位受访者认为，对于年轻医生的管理，医院的总体思路是——以最低的成本完成那些必须要做、但没人想做的杂活。谭璐所在的病区，做一线的基本上是研究生和外院进修医师，均无编制；同时，所有的全职员工都在二线，他们做手术的主刀，平时负责管理、决策。在另一家西部医院，产科、妇科20多位医生的常规手术，则全由8位一线医生完成。

在医院这样的等级制系统里，经验与职称绑定，又与收入和名誉挂钩。年轻的没有职称的医生在一线忙碌，但很难得到与工作量和工作压力相对应的回报与认可。谭璐调侃这种处境，“我们经常管自己叫黑奴，一个好的家养小精灵的标准就是在主人根本看不到你的时候把事情都干得很利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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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处境会直接影响病人的感受。一位医疗研究者这样描述自己给奶奶陪床的经历，来查房的总是年轻医学生，向他们咨询任何问题，都难以得到回应。他们需要请示上级。

但真正负责决策的主治主治一周顶多来查房两次，有的可能只是来晃一圈。一次，她奶奶的管床医生已经被新的面孔替换，他们没有被通知。过程中，一种她曾明确上报、会让奶奶头痛耳鸣的药物在两周中反复开出了三次。

她感到信息在层级制下难以传递。年轻医生“不能理你，也不想理你”，直到后来做采访时，一位已经离职的年轻医生才告诉她，在这所区域大三甲工作，其实就是在做“人形抄写机”，她每天十几个小时用在抄写记录病情，交由上级，感觉自己像个废人，主动性也消耗殆尽。

他们不再相信

经验是医疗系统里医患共同认可的权威来源。挂号费随着医生职称的升高而上涨，主任比副主任优秀，资历老的好过刚毕业的，患者们大体都抱有这种信念。许多年来，医学生们也相信这套规则，并顺着这套职称体系晋升，成为更资深、更权威的人。

但在我们的采访中，年轻医生普遍对这套体系产生了怀疑。有时资深医生险些造成医疗事故。有被访者发现上级并不清楚病人在用什么药，或忘记开治疗就直接让病人出院，这位被访者提醒了上级，对方却告知自己：找个理由应付一下。

骆军是西部一家地方三甲医院的住院医生。刚入职不久，科室新调来的一位主任医师主刀剖腹产手术，骆军看到他进行一项“不寻常的”操作，骆军与手术台上另一位医生交换了一个疑惑的眼神。操作持续进行，五分钟里，两人频繁对视，骆军明白对方与自己都在考虑是否要阻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