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雪峰:一個"為窮人好"的故事,是怎麼成立的

2026-04-06 | 來源: 青年志Youthology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張雪峰是我見過頭一個靠講真話活著的人。”這是他去世當天，知乎上獲贊最多的評論之一。而在蘇州的追悼會現場，甚至出現了“十裡長街”的景象。

在支持者的講述中，張雪峰的人生幾乎可以被寫成一部聖徒傳記：從黑龍江一個國家級貧困縣走出來，高考填志願時以為“給排水”就是疏通下水道，親身吃過信息匱乏的虧。此後，他用大白話刺穿高校招生的信息壁壘，為千萬同樣茫然的家庭指點一條條明路。他一天講八場，日均睡不到四個小時；2023年因過度勞累被醫院強制收治，出院後依然沒有慢下來。他不止一次談及自己的死亡——“等我死那天，微博一定有個熱搜叫‘張雪峰死了’”，墓志銘也早已想好：“人生真好玩，下輩子還來。”這些細節，被支持者拼接成一個明知在燃盡、卻仍選擇繼續燃燒的殉道者故事。

也正因如此，批評張雪峰在某種意義上變成了一件道德上可疑的事——仿佛等同於背叛廣大意義上的“普通人”。2023年，教育部主管的《中國教育報》曾不點名批評他，質問“普通家庭的孩子選專業，是不是只能選能吃上飯的”，微博評論區隨即一面倒地嘲諷回去：“站著說話不腰疼。”

但批評者看到的則是另一幅圖景：張雪峰並非在彌合信息差，而是在把大學教育降維為職業培訓，用“就業”“薪資”一把尺子衡量一切專業。

“孩子非要報新聞學，我一定把他打暈。”

“所有文科都是服務業，一個字：舔。”

這些表達構成了一套穩定的價值主張。而在這套主張背後，運轉著一個規模可觀的商業體系：2024年，“峰學蔚來”營收超過八億元；志願填報“夢想卡”“圓夢卡”定價在1.3萬至1.9萬元之間；單條視頻廣告報價25萬元，線下出場費40萬元/小時；其名下關聯公司達11家，業務橫跨教育、文旅、直播帶貨乃至創投。華東師范大學的一項研究顯示，2023年，在張雪峰公開勸退新聞學之後，各省該專業錄取排位平均下跌約15%。他不僅在描述現實，也在改寫現實。

支持者並不認同這一指控。他們堅持認為，張雪峰更“接地氣”：當新聞學教授們談論理想與學術時，是否真正直面過底層家庭“選錯專業就翻不了身”的恐懼？象牙塔中的學者批評一個為窮人指路的草根英雄，本身就帶著傲慢。與之針鋒相對，批評者則認為，張雪峰將復雜的教育選擇壓縮為“有用/無用”的二元判斷，以販賣恐懼與焦慮驅動決策，最終最大的受益者並非底層家庭，而是他年入數億的生意。

圍繞張雪峰，無論生前還是身後，始終存在著激烈爭議。他的去世，對其家人、朋友、員工與支持者而言是一場悲劇；而在“死者為大”的樸素人倫之外，真正關心自我與社會的人，還需要思考更多。

爭議之所以難以消散，是因為它觸及了一個更深的問題：這一代中國人究竟在相信什麼？張雪峰不只是提供信息，他也在構建一整套敘事——思考，或許就要從這套敘事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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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谷雨

編輯｜陽少

張雪峰的敘事

“你家裡沒礦，你敢選文科嗎？”

“把你家底全掏空了供你上大學，畢業找不到工作，你對得起誰？”

在成千上萬場直播中，這些高頻出現的排比句，通過將一次高考志願的填報與“家庭破產”、“父母生死”強制綁定，張雪峰成功喚醒了弱勢群體內心最深層、最本能的恐懼。

他講給千萬家庭聽的故事，往往從一個問題開始：你是誰。在他的敘述裡，普通家庭的孩子處在一種極其脆弱的處境中，幾乎沒有犯錯的空間。“普通家庭的孩子，沒有資格談興趣。你的興趣，應該是先讓自己活下來。”“一步錯，可能步步錯，全家跟著受累。”他把選擇分成“I want”和“I have to”，並明確指出，大多數人只能選擇後者。興趣和理想被推遲，甚至被視為一種獨屬於富裕階層的奢侈。

一旦這個前提被接受，後面的邏輯就會變得順理成章——如果你承認自己承受不起錯誤，那麼任何偏離“穩妥路徑”的選擇都會顯得過於冒險。而對這種功利主義的質疑，也很容易被理解為“何不食肉糜”。“脆弱性”是張雪峰的絕對前提，預先取消了所有替代性方案的合法性：他從結果出發倒推選擇，用就業和收入來衡量專業的價值。於是，專業不再有“好不好”，只剩下“有沒有用”。

但僅有這樣一套方法，並不足以讓他成為千萬家庭的人生導師。更關鍵的，是他講述這套方法的方式。他幾乎完全避開了傳統知識分子的表達方式，直播裡臓話、玩笑、插科打諢不斷，語氣粗、節奏快，像一段段可以被隨手轉發的短句。這種風格看上去是“隨口一說”，但它同時完成了幾件事：把復雜的人生志業壓縮成直觀判斷，制造一種“不繞彎子”的真誠感，也在無形中與專家、官媒的表達形成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