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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記者戰地日記丨一邊追爆炸寫新聞,一邊防搶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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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南邊這兩天動靜又變大了,之前沒那麼響,但今天、昨天突然多起來,他們也有點擔心。最後我也叮囑他:如果格什姆島、阿巴斯港一帶動靜變大,別硬扛,能往沒有駐軍的區域挪就挪,就踏實在家待著,少出門,應該沒事。


通話結束後,我又接到伊朗媽媽的電話。她問我怎麼樣?她說她們那裡(德黑蘭東邊)還在炸。炸的很厲害。另外,她告訴我一定要注意安全。她的聲音比平時低,像是怕驚動什麼,又像是怕被什麼聽見。她沒有直接談戰爭,卻把戰爭最真實的樣子,一點點說給我聽——不是導彈,不是戰報,是人心散了、秩序松了、生活裂開了。

她先說了一個細節:爸爸去熟人超市買東西,回來時說聽超市老板說,一個打扮得非常精致的女人——頭發染一次可能要花幾百萬土曼的那種——昨晚竟然在店裡偷了香腸。監控拍得清清楚楚。伊朗媽媽說這不是“道德淪喪”那麼簡單,她覺得這是一種更深的信號:很多人失業了,年輕人被困在家裡,生活撐不下去,體面先碎了。伊朗媽媽還說她每天都吃的藥,一個月三十粒一瓶,她通常會買兩瓶用兩個月,兩瓶價錢是一百三十萬土曼,但她今天打電話給藥房說送不了,她自己出去買,價格卻成了一瓶價格是一百三十萬土曼,她說才不到一周同樣藥的價格就漲了一倍。


我也和她說了中國朋友打電話提醒我的事情,說公寓樓裡,有人拿著刀闖進樓裡搶劫。金子、錢、能拿走的都拿走了。住戶嚇得報警,可警察不來。伊朗媽媽提醒我:晚上別亂開門,門鈴響了也別輕易開;不認識的人不要放進來,送貨的也要先確認。她還說,你家後來換成鐵門是對的,以前木門踹兩腳就開了,現在至少多一道防線。她還告訴我一個變化:現在連警察也換成便衣了,他們不坐警車,開私家車在街上轉。她說派出所也被打,治安更亂了。她在街上看到一些拿槍站崗的人,長相像地痞流氓,像“誰都不認識、誰也不負責”的那種人。萬一有壞人假裝警察的話就麻煩了。她說如果有人說自己是安全人員要你交手機,你一定要小心,不要隨便給他,萬一他搶走了你也沒有辦法,警察都找不到。我說路上看到有很多檢查站,她說得很直白:靠幾個檢查站維持不了秩序,國家必須要有秩序,必須要有人管。

她又講了兩個故事,說她的一個熟人前幾天開車去北部,路上翻車,沒有等到救助,反而是有人乘亂先把車裡的東西偷走,連備胎都沒放過。這讓我愕然,因為我之前看到過的伊朗人非常熱心腸,如果半路車壞了,就有很多人自願停下車來幫忙。我們自己就遇到過一次。伊朗媽媽繼續說到,這個受傷的女人身上沒銀行卡,沒法付醫藥費,只能打電話回德黑蘭求親友轉錢。另一個是爸爸的一個朋友,打電話說有伊朗的防空攔截導彈沒爆炸,直接掉進民宅,從屋頂穿到一樓,再穿到車庫,把兩輛好車砸爛,他們的房子也毀了。


電話快結束時,她的語氣突然變得很急。她說:你們做報道一定要去人多的地方,別一個人跑;怕遇到騎摩托的搶設備,搶了你也沒處說理。她不是在“危言聳聽”,她是在用一個普通人的直覺告訴我:當秩序開始松動,危險不只來自天空,也來自街頭。這時候電話響了,伊朗媽媽在接電話,伊朗爸爸接過了電話,他在電話裡反復提醒我要小心,他說:“我害怕的不是你躲在家裡,我害怕的是外面‘沒有人管’。”

電話裡,伊朗爸爸忽然換了更低的聲音,說了一句讓我心裡一沉的話:“剛剛一個小時前,所有權力都交給了革命衛隊。”他解釋說,這意味著進入了“緊急狀態”:很多決策會更集中、更軍事化,“現在不是誰出來講話就能解決的”。他說到這裡停頓了一下,像在組織措辭,又像是不敢把話說得太滿,只是提醒我千萬要小心。千萬不要單獨出去。如果要去拍,就跟著媒體大隊伍一起走。人多,才像一種保護。他甚至不太贊成我用大設備,怕被搶劫。他說:現在很多人穿便衣、沒有制服,你分不清誰是執法,誰是安全人員,誰只是借亂局做壞事的人。


掛電話前,他的語氣突然軟了下來,像所有父母一樣,最後只剩一句樸素的叮囑:“在家就把鐵門鎖好,別給陌生人開門。聽到什麼消息先別慌,有事馬上打電話。太危險的話,就來我們這裡。”

電話掛斷後,房間裡很安靜。可我知道,真正的危險並沒有停——它只是從天空落回了地面,變成了人們對“秩序還能不能撐住”的擔心。戰爭讓人害怕的,從來不只是爆炸那一秒,而是爆炸之後:誰來負責?誰來維持?明天還能不能像一個“正常的國家”那樣運轉。

晚上九點多,我原本想把在穆森家拍的視頻剪完。就在這時,F教授給我打電話。他問我有沒有播出今天的采訪。我說已經發出了。他說其他都還好,千萬不要用那些似乎為政府辯護的話,要盡量客觀不站隊。他以前做過外交官,退休多年,在外交學院教書。一直以來我都覺得他算是一個很中立、很克制的學者——不偏政府,也不替反對派說話,更像一個分析局勢的人。但這一次,他顯然被“站隊”這件事嚇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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