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2亿灵活就业者"的未来:单打独斗与朝不保夕

2026-03-05 | 来源: 财新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1998年《新华字典》里这句知名的例句，在近30年后的今天，版本可能是这样的：张华入职了一家大厂外包岗，李萍在家准备考公考编，我在灵活就业。

不过，当人们对张华、李萍颇为熟知的时候，或许没有发觉，作为灵活就业者的“我”也已经成为劳动者中的重要角色。

“灵活就业”如今的定义十分广泛，结合当前采用的就业标准，这个词汇几乎可以覆盖没有签订标准全日制劳动合同、但每周工作一小时以上并获得相应收入的所有人，典型如自由职业者、基于平台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传统零工等。

有关其规模，官方正式公布的数据有两条：一是2021年5月，人社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披露，目前个人经营非全日制以及新就业形态等灵活就业规模达到2亿人。二是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1）》提及，2020年共享经济参与者人数约为8.3亿人，其中服务提供者，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约为8400万人。

2亿灵活就业者、8400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这两个数字的时点都停留于多年前。不少研究者及观察者认为，当前中国灵活就业人员的实际体量早已超过这个规模。

2025年12月，国务院关于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情况的报告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人社部副部长吴秀章介绍：“据测算，我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超过2亿人。”表述由过去的“达到2亿”更新为“超过2亿”。

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增长，背后有多重驱动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李佐军等人2025年4月撰文道，由于技术进步、商业模式变革、企业优胜劣汰，以及年轻一代就业观念转变，“灵活就业正成为我国长期趋势性就业形态。”这一判断基于多种形式的调研，包括2023—2024年间开展的两次问卷调查，合计覆盖22个省份、逾万名灵活就业人员和近6700家用工单位。

且以2亿人计算，灵活就业群体在当前全国约7.4亿总就业人口中占27%，对于4.7亿城镇就业人口则占近43%。总量已然庞大，但许多灵活就业者仍被视为“非主流”，并面临社会保障缺失、收入不稳、职业发展模糊等多重挑战。青年群体倾向灵活就业，将怎样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前景，也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李芸、罗伊、温羽都是大学毕业生，也都是灵活就业者。在毕业后的最近几年，他们有人在一小时里包了三四十个帕尼尼，有人在两小时里倒了100杯咖啡，有人在三小时里连拍了1500张照片。他们在两小时内的收入从20元出头到1000元不等。这样的生活持续过一天，六个月，或者还在继续。

有学者预测，未来中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将达到总就业人口的60%。波士顿咨询公司（BCG）2017年也曾发布报告称，到2035年，中国整体数字经济的总就业容量将达到4.15亿个岗位。

当劳动者步入灵活就业，制度与社会保障能否跟上节奏？谁来承担“灵活”的风险？更多的李芸、罗伊、温羽们，又如何重新定义自己的“光明前途”？

庞大的灵活一代

中国灵活就业者的规模已不容小觑。据《消费日报》援引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4年底，中国灵活就业从业人员已达到约2.4亿人。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和智联招聘共同发布的《2024中国新型灵活就业报告》，将“新型灵活就业”定义为由数字经济发展所驱动、依托于互联网平台发展起来的新型就业形式。

该报告也显示，2019—2024年，中国新型灵活就业的供需规模均呈扩大趋势：从需求侧来看，其招聘职位数在总体劳动力市场中所占份额从8.4%增至15.2%；从供给侧来看，投递人数在所有求职者中的占比始终保持在30%以上，并于2024年达到36.4%高点——意味着每三个人就有一个申请过这类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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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益增长的灵活就业群体中，参与者的结构变化值得关注：越来越多青年人加入，其中不乏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型、技能型人才。据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统计，2020届、2021届大学毕业生中灵活就业占比超16%。

第三方社会调查机构麦可思研究院的数据比例偏低，但亦显示增长趋势。其报告称，2022—2024年的三届本科毕业生中，分别有4.6%、5.1%、5.8%选择灵活就业，包括受雇半职工作、自由职业、自主创业。高职毕业生灵活就业比例更高，2024届学生中有9.6%走向这条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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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芸、罗伊、温羽是其中的典型案例。

李芸毕业于2025年。离开校园的快八个月时间里，她做过漫展展台助理、肯德基配餐、红娘公司文案、儿童职业体验中心的“NPC”（non-player character，非玩家角色）。最后一段做得最久，她装扮成一名牙医或空乘指导老师，度过了12月的每个周末，每天挣100元。

最短一段是在肯德基，严格来说只做了一上午。李芸毫无经验，同事示范了一次，就让她直接上手。她手忙脚乱地组装四种帕尼尼，操作滚烫的油锅炉炸薯条和鸡块，笨拙又紧张。如果通过三天无薪试工期，她能拿到的工钱是每小时10块5毛钱，随着工时增加还会上调。但李芸觉得适应不了，当天就选择离开，带走的只有右手大拇指被烫下的一道疤痕。

李芸此前就读于湖北一所本科院校的小学教育专业，同时辅修了汉语言文学双学位。毕业前的秋招，面向同届约120个师范类毕业生，只有两个本地教师岗位。登记毕业去向时，李芸直接填了“未找到工作”，没做任何伪饰，因为“希望诚实地面对自己和社会”。她去过上海闯荡，结果无功而返。回到三线城市的家乡，剩余机会也不多，这才考虑先以零工过渡。

李芸是2025年全国约1222万名高校毕业生中的一员。相较2024年，这一规模新增43万人。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8月、2025年8月，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岁劳动力失业率分别达到18.8%、18.9%高峰，25—29岁劳动力失业率也达到6.9%、7.2%，高于同时期的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水平（5.3%）。宏观经济下行，随着整体校招需求紧缩，市场竞争加剧，灵活就业成为一部分人不得已的选择。

但也有人是出于其他原因。罗伊毕业于2024年，成为灵活就业者之前，她推掉了一份在他人看来相当亮眼的大厂offer。她本硕都就读于上海一所985大学的设计类专业，放在同专业的近两届毕业生中，这都是个难得的工作机会。但这没有改变她的决定。这是一家头部互联网大厂的游戏部门岗位。罗伊事后得知，为了招聘这一个岗位，公司看了2000份简历，筛出50个人初审，经过5轮面试，每次淘汰一半人。她是留到最后的幸运儿之一，但条件是要从研三就入职实习，否则公司可能会优先考虑另一个人。她不得不开始同时兼顾毕业论文等学业任务和“三分之二个正式员工”身份。

还剩一个多月要毕业的时候，一盏红灯亮起了。每天久坐9—10个小时，罗伊从早晨10点坐下打开显示器，后背和腰就开始疼。晚上10点多回家，连手都在发麻，疼得睡不着。医生诊断是腰肌劳损和一些肩胛肌肉问题，每周一次理疗也效果有限。痛感轻时是酸，重时是刺，持续不断，像一种不间断的提醒，“我觉得这是工作对身体的透支，很快地反应出来了”。

身体不舒服时，工作里负面的部分也被放大。罗伊开始意识到，喜欢玩游戏和设计一款游戏的乐趣并不相同，行业发展也今非昔比。“缺少创造力的情况下，你会觉得做很多事情都是无意义的，但你却要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身体来做这些事情。”一个念头越来越强烈，“我心里可能真的没有接受这份工作”。

大厂、高薪固然是“香饽饽”，但在如今很多青年眼中，身心健康与休闲更加重要。前述李佐军等人文章提到，近年来，中国年轻人对薪酬与劳动强度、闲暇和精神愉悦等的选择偏好正发生明显转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倾向于闲暇时间更多、自主性更高的灵活就业方式。其问卷调查显示，年轻人主要因“能体现自身价值”（占比88.2%）、“工作自由”（占比87.7%）而对工作感到满意。

除了逃离职场，另一些人“主动选择”的动机更加明显。温羽毕业于2023年，很早就是灵活就业的一员。大学第一个学期后，她就没问家里要过生活费。最初是靠做一些线上兼职，比如淘宝客服、帮小学生出语文试卷。2020年初，因为专业课需要买了一台7000块钱的专业相机，她花半年时间、靠接单拍照把钱挣了回来，这成了她个人摄影师生涯的起点。

在真正开始全职摄影之前，温羽也尝试过其他可能性。她曾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客户执行，但并不喜欢：这个岗位就像一条沟通的桥梁，将甲方需求传达给公司内部的同事，但对产出结果影响不大，“主观能动性很小”。每天定时定点的上班生活也让她难受，“在公司坐一天，不说话、敲敲键盘，感觉生活没有奔头”。

当摄影师则截然不同，温羽可以自己完全把控拍摄的时间、质量。每次两到三小时，她要连拍近1500张底片，再筛选出有效的三四百张。虽然体力辛苦，她也觉得比上班舒服，“能收获很高的情绪价值和社会认同感”。客人们会感谢她记录了人生大事，还有回头客每逢重要时刻就找她拍，最多的找过六次。见证被拍摄者的幸福，她也很开心。

在这家广告公司结束三个月的试用期后，温羽提出离职，重新拿起相机。“之前一直没有尝试过上班，总想着还有一条路会更好。但现在已经明确了这不是条更好的路，就坚定了要做自由职业的决心。”她说。

无论被动或主动，青年群体走向灵活就业，尚有选择、探索、试错的空间。家庭支撑往往成为退路：李芸如今住在老家，尽管与父母也有许多摩擦，每月还是会收到1000元生活费；罗伊家就在上海，加上过去实习、项目等攒下的积蓄，暂时不用操心生活问题。

而对于直面生活重压的中年人，灵活就业更像一种不得已的生存策略。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课题组2025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显示，对于以中年劳动者为主力的网约车司机，这份工作成为许多失业转岗群体的就业“安全网”。

其获得的超5000份问卷样本中，77%的网约车司机是因失业转入该行业。此前，他们有近七成来自制造业、建筑业、餐饮业等传统蓝领工种，部分是自主创业失败者或个体工商户。从背负的经济责任看，超过一半的司机是家庭惟一或主要的收入来源，约八成家庭处于财务压力偏重状态。

《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也总结，两类人群构成灵活用工人员的主力：一类是30岁以下的未婚年轻人，他们生计压力相对较小，多因为积累工作经验、寻求发展跳板等原因从事灵活用工，也不乏缺乏职业规划或偏好弹性工作模式者；另一类是30岁以上的中年男性、已婚劳动者，需要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不得不从事灵活用工以获取更高的到手收入。

总体而言，灵活就业正显示青年化、高学历化趋势。据前述《2024中国新型灵活就业报告》，生活服务类和网约车类岗位等技能型工种半数及以上的求职者年龄在30岁以上。而知识服务类、媒体类、直播类以及网络电商类技能型工种70%以上的求职者年龄没有超过30岁。这些求职者在学历水平上也偏高，有56.2%为本科及以上，超过传统就业职位求职者（49%）。

单打独斗与朝不保夕

尽管灵活就业提供了某种程度的自主性，但独立面对市场的过程，往往伴随着收入不稳、保障缺失与心理迷茫。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条踽踽独行的路。

智联招聘发布的《2024雇佣关系趋势报告》提到，由于项目周期性、雇主不固定等因素，灵活就业在稳定性上有着客观短板。灵活就业者从业中遇到的首要问题是“收入不稳定”（占比54.1%），其次是“兜底性保障较少”（占比41.7%）。

“你要完全依据自己的判断去做选择，也不知道这种选择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有一种巨大的不确定感和迷茫。”杨鹏说。他是一名灵活就业的对外汉语老师，每周教10个小时左右，一个月大约收入3500元，课时多的时候也能到四五千。

他原本依靠一家教学机构介绍生源，最近在考虑要自己招生，不过至今还没正式启动。在他看来，这需要把自己“像产品一样卖出去”，而自己性格内向、不擅长营销，连简历都不知道怎么改，“还有一些心理障碍要克服”。

罗伊也形容，传统的职场工作可以背靠公司、平台，但灵活就业就像是单打独斗，“你能否接受为自己全权负责，动用所有的资源让自己过得更好？”

在接受采访的灵活就业者中，温羽是少有的底气十足的那个。她主要拍摄结婚新人领证和学生毕业写真，收入情况分淡旺季。譬如毕业写真的需求集中在5—7月，这三个月里，温羽每个月拍四五十单，每单定价500—1000元，一个月可以赚3万多元。

因为大致了解有哪些渠道可以持续获得收入，也见识了很多摄影师的“人生样本”，温羽现在不太担心工作的稳定性。她见过有人同时是摄影师、瑜伽普拉提教练、线上首饰设计主理人，“多种身份，多种收入渠道”。

家人曾劝说，不读书也可以摄影，还是找个稳定的工作上班。温羽直接反驳道：“我摄影赚的钱比上班还多，为什么不可以？”她自己现在还在尝试开培训课，把积累的摄影知识和经验“卖”给别人。

但她也坦言：“自由职业本身是非常难的一个事情。”以独立摄影为例，最困难的是找对方向并且坚持，尤其是找到能持续营收的赛道。“很多摄影师只是拍自己想拍的，没有思考作为一个职业要怎样长期发展。”

流行趋势往往一年半载就换，真正的风口期很短暂。她举例，新人领证品类从2021年、2022年兴起，一年左右就成为普遍刚需，摄影师供给迅速饱和。她自认进场已经略晚，现在还想入行就更难，“除非真的天赋异禀、拍得很好，否则就是低价卷。”

行业也具有不确定性。“都说今年（2025年）摄影市场难做，因为大家的预算普遍都减少了，甚至能不找就不找。”温羽表示，由于接不到单，很多同行都降低价格接单。

灵活就业者要靠自身抵御风险，必须不断增强不可替代性。温羽举例，对摄影师而言，能否调动被拍摄者的情绪、捕捉情感，是区分“低价”与“高价”的技术壁垒。另外，还要学习运营、积累客群：在小红书发作品是“展示肌肉”，相当于广告牌。在微信朋友圈多展示自己的日常生活，则可以增加客户的信任感。现在新的潮流趋势是要做自媒体，得露脸说出自己的观点，才会有更多人看见，否则就会被淘汰。

摄影也是体力活。温羽有腰椎间盘突出，以前拍得久了就腰痛，严重时要拄着行李箱当拐杖走。决心以摄影为业后，她养成了健身的习惯。

温羽总结，想要做好自由职业，需要同时有自驱力、洞察力、学习能力，尤其是自驱力。另外自由职业也不等于自由，反而等于工作充满了所有的生活。

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课题组近日的一项研究也提到，许多基于数字平台出现的新职业，普遍不依赖国家级职业资格、学历证明或机构认证，更加强调经验、技能、兴趣、人格魅力等非正式人力资本。“会技术，更要会自我销售与项目运营，这是数字劳动新生态下青年的新课题。”

如果没有独行的决心和对市场的判断，失败在所难免。由于“缺乏行动力”，张茗的灵活就业就差点搁浅。“上班的时候，觉得有些爱好或想法没实现，是我太忙了，才没有时间做。但现在每天有大把时间，正事也没做成，就很有挫败感。”

2025年年中辞职后，张茗每天睡到12点才起床，没特殊事情就不出门。她本以为自己会享受这种状态，谁知不久就开始觉得太宅太闷，甚至抑郁，“连肌肉都萎缩了”。

寄希望于回到职场能重建生活规律，12月末，她进入一家海外社交软件公司的运营岗位，但这次“重回正轨”的尝试仅在三天内就失败了：新工作的节奏是“10—10—5”，时隔五个月再次体验通勤的第一天，张茗觉得自己“老了十岁”。入职第二天，同事在晚上7点半安排了一场面试，候选人如约而至。当晚10点半，工作群里仍消息不断，各种文档来回。之前曾告诉张茗“公司不加班”的部门负责人，自己每天也呆到10点多。

入职第三天，她提了离职，决定全力投入原先启动困难的小语种博主和教培计划，动手写脚本、拍视频，粉丝量在一个月里破了千，“我这次充满了动力，因为我的背后是万丈深渊”。

罗伊也尝过一次教训。在与大厂解约了三方协议后，她曾动念自己开一家咖啡馆，但这个计划中途折戟。她原本用两天时间做了一份框架完备的企划，从产品理念、设计到品牌营销，还规划了粗略的时间线。

她一度确信自己可以做成，也做了尝试：2025年4月，罗伊先去了云南一家咖啡庄园做义工，回到上海后，又到一家大型连锁咖啡品牌打工“取经”。但进展到6月，就放弃了最初的想法。

如今回想，她坦言还是想得不够细，“背后和钱挂钩的东西都没有考虑到”。她后来意识到，在上海知名的网红街区，咖啡店开得密集，但汰换也特别快。即便是她兼职打工的大型连锁品牌，也不是每家店都赚钱。“像这样的店都没有活得那么好，为什么我开一家店就能很容易地成功？”罗伊逐渐把在咖啡店兼职当作常态，不再梦想自己开店。

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张成刚将当前的灵活就业群体大致划分为三层：顶端是能够自行与市场对接的自由职业者，无论是通过线上还是线下人脉；中间是依靠平台作为组织方，以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底部则是传统零工群体。这些不同层次之间也可能互相流动，“什么地方能挣着钱，就去什么地方”。

英国经济学家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曾发表着作《朝不保夕的人》（The Precariat）。他表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劳动力市场愈发弹性，企业更倾向将风险与不安全性转移给劳动者，碎片化、非标准雇佣的劳动者群体日益壮大。不稳定的工作状态、生活状态以及伴随而生的普遍焦虑，是他们的关键特征。

平台经济下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正是典型案例，虽然看似自主，但其工作强度与收入水平受到算法机制影响，由于“去劳动关系化”也容易缺乏劳动保障。

多份数据报告表明，尽管新就业形态入行门槛低、时间自由，但劳动者获得的收入差异较大，在工作稳定性上也面临挑战。譬如《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2024）》显示，直播行业头部与尾部差距悬殊：0.25%的头部主播通过平台算法流量倾斜和品牌议价权，攫取行业90%以上的收益，而93%的主播月收入不足3000元，31%甚至低于1000元。与之对应的是，网络主播职业的劳动价值呈现体力化趋势，精英主播的日均工作时长达到超长的12—18小时。

前述网约车司机就业报告亦指出，当前网约车市场运力趋于饱和、订单增长放缓，行业整体供需失衡导致的价格竞争和收入下降，构成司机满意度的核心挑战，表明就业“蓄水池”亦有上限。

其援引人社部数据称，2024年全国持证司机达748.3万人，较2020年增长159%，月均订单量增长约38.3%。同时，多家平台相互竞争压价，订单价格下降。为达预期收入，司机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据该报告调研，司机日均在线时长平均值为6.41小时，分布峰值则出现在10小时附近。

用人方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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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劳动者的选择，近年来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较大，也催生了灵活用工的需求。

张成刚解释，传统的劳动用工模型是假设由企业应对市场上的风险，而劳动者被放在企业当中。“企业就像一个温室大棚，如果外面风雨变化不大，可以承受，里面的蔬菜就不会受到影响。”

“能否承担”的关键取决于企业利润率。在利润足够的情况下，哪怕工人闲着，企业也愿意养。张成刚举例，上世纪90年代，广州很多制衣工厂按年薪制给工人发工资，就算没订单也没关系，因为企业有信心能支付。

当利润率缩减，温室大棚难以庇护，劳动者也会受到波及。企业开始把雇佣时间尽可能切细，“恨不得雇小时工”。例如一家店下午两个小时比较忙或只有开闭店时要人打扫卫生，就在这些时候另外雇人。

“现在的理念是向市场发放任务，而不是岗位。”张成刚说。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冯喜良也观察到，用工的碎片化、精细化正成为普遍趋势。他曾调研一家国内头部的餐饮连锁企业。2021年疫情期间，这家公司在全国约有14万员工，全部采用标准雇佣模式，签全职劳动合同。但到2024年，已有30%改用零工方式雇佣，主要就是服务高峰期需求。

据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杨伟国等人撰写发布的《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来自企业及员工的分别超千份有效问卷显示，企业使用灵活用工的主要动机为应对业务波动（27.92%）和降低成本（49.66%）。

李佐军等人文章也提到，企业优胜劣汰增加了灵活就业人员需求。其援引全国工商联数据称，中国民营企业平均寿命由20世纪90年代的约3.2年下降到目前的2.5年左右。“企业生命周期缩短意味着用工周期缩短，增加了灵活用工需求。”

其问卷调查显示，近3年发生1次及以上倒闭重组或主营业务变更的企业，灵活用工意愿更强。88.7%的用工单位为“降低用工成本”加大了招用灵活就业人员力度。部分企业表示，若拿出10%的岗位招用灵活就业人员，可节省20%—30%的人工成本。

张成刚补充道，现有劳动法律体系中，标准雇佣方式对调岗、裁员有一系列严格要求和成本。为应对不确定性，企业希望便于调整劳动力队伍，就倾向采用灵活用工，如劳务派遣、外包等方式。

许多互联网大厂通过灵活用工借机“腾笼换鸟”：用年轻、低价的外包岗，甚至实习生补充队伍。从2022年开始，吴瑜所在的大厂就释放出“队伍平均年龄偏大，需要年轻化”的信号。次年冬季，45岁的她成为部门中第一个收到裁员通知的人。在这之前，她拿过几次优秀员工称号，半年前还因工作表现优秀获得了公司的期权，“从未想到（裁员）会轮到我”。

与裁员相伴，大厂对“外包”的依赖明显增加。多位应届毕业生曾向财新表示，自己在招聘平台上投递简历，甚至过关斩将才被录用的大厂岗位，实则都是外包。

前程无忧资深职场顾问王剑也曾告诉财新，对相关企业的定向调查显示，在一些大厂中，外包员工比例已接近或超过正式员工，部分业务线（如内容安全、在线客服）的外包比例甚至高达70%。这意味着外包不再只是“短期补充”，而是成为企业长期用工体系的一部分。

《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显示，2021年，中国逾六成（61.14%）的企业已使用灵活用工，同比增长5.46个百分点，比2019年增加超过16个百分点。这些企业中，灵活用工员工占总用工人数的平均比例超过25%，更有超四成企业这一比例达到30%及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总样本中，表示“稳定或扩大灵活用工使用规模”的企业占比达到51.8%，较2020年的29.32%大幅增长；仅9.34%的企业表示会“缩减使用规模”。在已采用灵活用工的企业中，表示“稳定或扩大规模”的占比更超过八成。

报告分析，这些数据都表明，企业使用灵活用工的倾向正在增强，未来灵活用工的市场将进一步扩大。

目前中国就业市场的用工形态主要分为三类：一是标准全日制劳动关系，企业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属于劳动法领域；二是非标准劳动关系，包括非全日制用工、劳务派遣等，此类用工仍属劳动关系，但工时、社保义务有特殊规定；三是非劳动关系，如劳务合同、承揽合同、业务外包等，基于平台产生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大部分属于此类。

按照最广义的口径，除标准全日制劳动关系之外，其余的非标准劳动关系以及非劳动关系，都属于灵活用工范畴。冯喜良估算，目前近2.4亿灵活就业人员中，除部分不具有劳动关系的“灵活就业者”外，大约1.5亿可认为是“被灵活雇佣”的非标准劳动关系，虽然有雇主，但用工方式灵活，往往也缺乏应有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的保护。

从不同行业情况看，《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显示，建筑业的灵活用工人员占行业总用工数的比例最高，达到76.6%。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的灵活用工人员占比超过46%，随后是餐饮酒店批发零售业（22.15%）和制造业（14.73%）。由于从业人数规模大、灵活用工人员占比高，全国约45%的灵活用工人员集中在建筑业。

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张丹丹团队研究估算，中国制造业用工中派遣工的总规模约为4000万人，占制造业从业人员的31.12%。“传统的长期、稳定雇佣模式逐渐被短期工和‘零工’取代，‘零工’正成为制造业用工主体。”他们基于2022—2024年间在长珠三角制造业集聚地的实地调研还发现，平均而言，派遣工占企业用工规模的三分之一，用工旺季高达三分之二。其中用工规模在万人以上的制造业大厂，派遣工比例更可高达80%。

技能劳动者也呈现出用工灵活化、精细化趋势。冯喜良提到，科技人员兼职、医生“飞刀”手术、退休人员返聘等，都属于这种类型。

《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也显示，近45%的企业主要在低技能、基础性岗位上使用灵活用工。除此之外，也有约20%的企业将半技术、半熟练岗位作为灵活用工的主要岗位，包括销售、地推、催收、客服、内容审核、数据标注等。更有约29%的企业主要在技术性、专业性岗位上使用灵活用工，如IT人员、其他专业技术人员、行政、人力、财务、法务等。

冯喜良表示，新技术的产生把劳动过程、劳动任务分解成不同的小段，便于标准化管理、提高生产效率，带来劳动分工的精细化，也给灵活雇佣创造了条件。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白领工作也将面临这样的“被分解”过程。

为匹配企业灵活用工的需求，人力资源服务迅速发展。据人社部数据，截至2024年末，全国共有人力资源服务机构7.41万家，约为十年前的3倍。从业人员109.30万人，全年服务用人单位5677万家次，为3.46亿人次劳动者提供服务，均接近2017年的2倍。

一些“零工平台”正在出现。冯喜良形容，这类服务平台就像人力资源界的“拼多多”，只不过拼的是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直接在平台上见面，“企业需要10个零工，3个小时马上就可以对接10个”。他曾调研过一家上海的零工平台，前几年约登记有20万用户，而2025年3月，这个数字已经达到2000万人。

谁来兜底

尽管灵活就业的队伍愈发壮大，劳动权益保障不足的困境仍存。冯喜良总结，首要面临的问题是社会保障缺失，其次是缺乏相对稳定的劳动标准，工资待遇、福利、休息休假等保护不足，再者是缺少持续的职业技能培训，这对未来的职业发展造成影响。

社保问题在这之中最为突出。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2024年11月发布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实施情况报告指出，目前五项险种缴费额占职工工资的35%左右。有受访专家直言，对于灵活就业者，这将近四成的社保成本都需自己承担。“在现在的劳动力市场，大家现有收入已经捉襟见肘，要拿出去40%应对未来的风险，意愿可想而知。”

张丹丹课题组2024年底对美团3万余名骑手的调研显示，由于收入波动大、流动性强，骑手的社保支付意愿普遍较低。骑手的自报月收入差距显着，高则可达1万元以上，低则仅2000多元。若强制个人缴纳社保，23.5%的骑手明确表示“不愿参保”，38.9%的骑手仅愿意缴纳月收入的5%以下，能接受现行缴费比例的骑手不到一成。

受访劳动者中，因身体状况常要就医，罗伊按照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在上海缴纳了职工社保。张茗离职前就早有准备地注册了个体工商户，也可以在北京继续参保。由于担心影响应届生身份，李芸没有交社保。温羽则通过一位朋友的公司挂靠代缴了职工社保。不过她说，自己不太焦虑以后养老的事，“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够努力，赚了够多的钱，为什么担心老了没有？”

不论何种想法，现实情况是，超过2亿的灵活就业人员，仍是当前社保制度扩面面临的挑战。据人社部数据，截至2024年底，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分别为7057万人、6615.9万人。

即便考虑居民社保，仍有相当数量的灵活就业者未被覆盖。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秘书长房连泉在2024年调研时发现，城镇就业人口社保覆盖率为92%，有8%处于“应保未保”状态。断保人群集中于灵活就业群体，以农村户口为主，其中48.7%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45.4%从事其他形式灵活就业工作。

一个深层问题是，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为代表的灵活就业人员，没有明确雇主、难以认定劳动关系，究竟该由谁来承担社会保障责任？

目前在工伤保险方面，人社部自2022年启动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吴秀章2025年12月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时提到，将用三年左右时间，推进职业伤害保障广覆盖。截至2025年10月底，试点企业共11家，试点省份达17个，累计2325万人参保。

对于养老、医疗保险，吴秀章表示，将研究完善促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相关办法，完善缴费方式，探索由平台企业承担部分社会保险缴费责任的可行性，增强政策灵活性和包容性。

有观点提出，当灵活就业越来越常态化，可以探索养老、医疗保险与劳动关系脱钩，由政府承担更多责任。不过，学界内部对此尚有不同看法。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原所长，现任中国社会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劳动关系研究会名誉会长常凯主张，要克服和纠正平台用工的“去劳动关系化”倾向，平台用工必须在劳动用工中推行劳动合同制度。

常凯担忧，工人原子化、劳资不对等问题正成为平台用工的普遍现象。他介绍，当前平台劳动者人数占整体劳动人数的17%，但其劳动争议的数量占到整体的32%。而在2024年，全国共办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425.7万件，较十年前已翻了近3倍。“劳资冲突劳动矛盾频发，影响的不光是劳工权益，也直接影响企业的稳定发展。”他说。

据国务院《关于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国将抓紧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但常凯直言：“我觉得中国现在平台劳动法律不是创新的问题，而是要回归基本法制。”他认为，核心问题首先就是确定平台用工为雇佣劳动者、适用劳动法。

也有相当数量的学者持不同意见。张成刚认为，现行劳动法对应的是工业时代的经济社会现实，而在数字经济尤其人工智能时代，这些底层逻辑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偏离。“不是说大家守不守法的问题，而是过去的经验和做法难以套用到今天的现实。”

他进一步解释，从历史经验看，标准就业形态并非人类社会的常态。它出现于19世纪中后期机器大工业时代，当时生产资料比较昂贵，企业主认为使用技能熟练的固定工人，不易损坏机器。这种模式随后被制度化，才有了所谓的标准雇佣。

“标准雇佣至今也就是200多年，而且还在不断瓦解的过程当中。”张成刚举例，上世纪80年代就有了居家办公的“SOHO一族”（Small Office,Home Office），如今又有新就业形态，这都表明标准雇佣的整个就业范式在变化。

他认为，制度想要适应新的经济社会现实，关键在于理清当前劳动者创造价值的模式，并据此重新确定劳动者、企业等各方利益划分的边界。例如，“归到劳动者、企业、社保池子里的各自应该有多少？是把价值的40%划分到未来可能存在的风险上去，还是把收益留给劳动者？”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劳动关系系主任、副教授张皓也曾向财新表示，传统劳动法律框架中，对劳动者的安全性保障比较关注雇佣安全保护，其他很多安全性保障，比如收入安全、社保权利、人力资本的投入等，往往作为雇主义务附随在雇佣安全，也就是劳动关系的建立之上。

但他提出，数字平台的出现推动了去组织化和去雇佣关系化就业的大规模实现，需要承认“灵活就业”存在的现实性。“在灵活就业成为越发重要的吸纳就业机制的时代，可能需要政府承担更多直接的责任，劳动者个体也应当更具主动性意识，来确保这些安全性的实现。”张皓说。

“我们阻挡不了用工的灵活化、精细化，只能考虑怎么不断解决它所引发的新问题。”冯喜良提出，例如要对不同群体分类、分层次地监测。“当劳动过程被分割成一段时间、一个任务，研究与衡量的颗粒度也应该随之变得更加精细化。”

他还表示，到现在为止，人们更多关注了数字技术的技术属性，即如何提高生产效率，而对其社会属性没有太多关注，即如何对待生产效率提高后的成果分配以及劳动者的相关保障。“技术发展红利劳动者也应得到，这是一个基本的出发点。”

具体怎么做？冯喜良说，一是对于标准雇佣，技术发展带来效率提高，可以考虑缩短工作时间，相对提高单位时间劳动的收入；二是对于灵活雇佣，应加强各类保障措施、权责对等，让他们在雇佣不稳定的情况下也能保障基本生活的稳定。

适应灵活

对于青年群体，当供需两侧的结构性矛盾未改变，就业市场还将度过相当长的一段艰难时期。前述李佐军等人文章判断，随着90、00后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灵活就业人员规模还将持续扩大。

有担忧声音认为，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从事灵活就业的“非主流”工作，是对人力资本的浪费。张成刚对此表示，首先要明确，如今灵活就业并非都是低质量的就业形态。另外，“我们当然希望所有的青年人都能有稳定的职业发展生涯、有上升通道，但问题是现在的市场能提供的就是这样的岗位，你只能接受和适应它。”

他认为，要区分微观和宏观两个视角看待。在宏观层面，的确有很多问题需要反思。例如，一方面青年就业形势严峻，另一方面制造业企业招工困难，这表明中间还有很多结构性难题没有打通。“为什么大家宁可去做喂猫遛狗的伴宠师，也不愿意去当技术工人？这是政策制定者需要担忧和改进的。”

从微观层面，张成刚强调，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与市场结合，都是在其所处环境中寻找最优决策。“假如有几亿人的群体从事灵活就业，这肯定是一个理性选择。”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专职教师王佳莹长期关注青年问题，也是“一席”《大学生，困在大学里》的讲者。她表示，不应一味指责青年自身。

“找不到工作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由多重因素导致。”王佳莹说，最首要的是先去除待业青年的羞耻感，让他们相信自己有可取之处。其次，就算找不到工作，也要把自己的生活过好，找到更多支点。另外，要让青年看到更多样生活的可能性。

许多受访的青年劳动者虽然没有紧迫的生存压力，但迷茫与焦虑是他们口中的高频词。“不是找不到工作的焦虑，而是对自己内心飘忽不定的焦虑。”罗伊解释，“你还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想做什么，未来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离开了传统职场的评价指标，他们需要新的坐标系来定位自己——很多人提到“脱下孔乙己的长衫”。杨鹏本科毕业于华北一所985高校，后来又去香港读了研究生。“坦白说，我的那个长衫很难脱去。明知把它当回事又做不了什么，但是潜意识里面放不下，成为一种限制。”

2024年以艺术设计类专业研究生毕业后，陈宛经历了三段“非常失败”的离职。她的教训是，自己可能不太适合职场工作，也不太会处理人际关系。作为过渡，她现在在一家书店做店员，上一休一，其余时间也去咖啡店兼职。但陈宛不知道自己会做到什么时候，“每天还是一种很不安的状态”。她认为，自己一直没有找一份专业内的正经工作，有点偏离正常的轨道。在大厂做设计的研究生朋友问她最近在做什么，陈宛说自己在家躺平，也没说在书店打工。“我之前那么多份大厂实习，她肯定会觉得我特别没有规划。我就怕她问我怎么想的，因为我也回答不上来。”她仍然想做设计类的工作，不过觉得独立接单收入会不稳定，还是打算找机会进公司。

想要重回职场并非没有可能，只是在当前就业市场中，这段“脱轨”的经历可能被视为一种不稳定因素。陈宛投递过一些国企岗位，“他们都比较介意我前两段的经历为什么这么短”。张茗重新求职时，也在多次面试中被问及，离职后的几个月时间都去做了什么。

摸爬滚打了大半年，李芸则觉得自己成长了很多。她如今认为，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每份工作都有自己的优缺点。“如果就要从里面选一份去讨生活，不如选择一份相对没那么讨厌，但能把自己的能力展示出来的工作。”

这些观念的转变得益于过去的每次行动。李芸表示，很多事情要实践后才真的懂得，就像当初天真地以为体力劳动很简单，干完以后还能有时间和精力充实一下自己，而现实像一盆冷水：体力劳动也有入行门槛，保障机制也不健全，“当一个人要干三个人的工作，我确实是没办法胜任”。

前阵子在儿童职业体验中心的兼职，又是一次启发。李芸印象深刻的是第三次去的时候，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告诉她自己想做牙医，因为这可以帮别人把嘴巴里面坏的东西都修好，“能帮到别人，我就很开心了”。这句话让她触动良久，“大家现在可能都说工作为了钱，真的没有想到他能这样说”。

这份兼职虽然也辛苦，但每次回家，李芸常常回想这一天见证的童真有趣，以及时有的笨拙。她忽然意识到，也许与孩子打交道的教师岗位，仍是相对适合自己的一份工作。“我知道教师辛苦，但我只是干了半年的实习教师而已。是不是我真正投入去做了，才能从中有所体会？”她打算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准备考教师编。如果考不进，就计划去支教一段时间。

灵活就业带来不稳定的风险，但也蕴藏着能动性。张茗说，她认识的很多人毕业后在家花三五年考公、考研，好像这样才能得到社会认可。但在她看来，他们现在到了一个很尴尬的境地。“他们没有任何工作经验，可能是在一个清闲的小地方混着，但越混越没有斗志，甚至慢慢失去了对考上的渴望。”

张茗直言，很多人可能只有考试这一件能力，也不敢想离开了这种生活还能做什么。与其如此安逸地“温水煮青蛙”，她宁愿自己迎接风险。

无论面对世界还是自身的变化，先行动起来、流动起来，这是今天灵活就业者重要的工作哲学。尽管仍有时感到内耗，毕业后至今，罗伊一直没有让自己闲下来。除了咖啡店兼职，她不久前又开始尝试创业跨境电商。她也表示，不确定自己之后会不会再做回全职工作。她的主张是，与其想象灵活就业的样子，不如直接去做。“想象会让人产生恐惧。如果你不确定自己要不要做，你就应该尝试。”

“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罗伊认为这句流行语是一个现实性的语句。“我觉得世界的容错率是很大的。”她说，“没有人能给你的世界砌墙，除了自己。当你的世界没有墙的时候，它不就是旷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