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公火爆,但是缩编却默默开始了?

2026-02-28 | 来源: 南风窗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这都需要决策层的长远布局、先行规划。刘志阔说，财政供养人员具有某种刚性，特别是编内人员，缺乏对应的退出机制，“雇佣一个人，需要考虑他未来40年的支出”。“因此对于编制的配置和调整，我们要非常之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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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也需要减负？

国家财政所供养的人口规模是否有一个“合理区间”或“最优区间”？在张军看来，这与国家体制、政府的组织方式有很大关系。一个全能的大政府，自然会产生更庞大的对人员的雇佣需求。

张军在实践中关注到一种明显趋势，政府的事权在扩大，“要做的事情指数级地增长”。据张军观察，现在无论是哪一级别的政府人员，加班现象都越发严重，工作越来越忙，“真是喘不过气”。

而未来如果要对财政供养人员规模实行改革和调整，直接明了的路径就是“减少一部分政府事务”。张军说，上海市的各级政府正在通过市场购买服务的办法，解决一部分工作需求。“我觉得大多数的地方政府都应该沿着这个方向走，可以扩大中国市场的服务业供给，有利于增加GDP。”

在张军的设想中，这项研究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他们计划开展一系列针对“编制”的深入研究。比如：在中国，“编制”是如何核定的？它如何扩张和调整？在“编制”的变化轨迹中，是什么在发挥作用？

他的研究动机来源于一种好奇：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走到今天，为什么还保留着如此庞大的国家部门？它对于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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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大事》剧照

近些年来，中国经济运行“供给较强而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越发突出。今年以来，国家发改委在新闻发布会上多次指出，我国的宏观政策将聚焦做强国内大循环，全方位扩大内需，并重点适应需求结构升级趋势。几种具体举措中最受人关注的，便是对城乡居民增收计划的研究制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部署的2026年经济工作八项重点任务，这也是其中之一。

中国居民收入份额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长期偏低，在张军看来，这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体制内的工资水平影响了体制外。”我国现有如此庞大的公共服务业部门是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遗产，如教育、医疗，它们由国家定价并提供服务，向全社会供给了优质低廉的公共福利资源。因此，体制内一直保留了低工资、低物价的色彩。

然而，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市场化转型，体制内的工资水平已经与社会整体发展状况错配已久。例如，体制内对医疗服务的低定价，导致了医生群体在超负荷工作的同时，却只能领取与他们劳动付出并不相配的薪水。

医生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手术和门诊上，没有时间从事科研。与此同时，医院也不得不通过局部的市场化改革去获取额外收入，造就了“以药养医”等问题。“这就是环境之下产生的一种变化。”张军说。

在他看来，国家雇员的定价工资，对于全社会平均工资水平来说是一个参照。体制内的低工资成为了一个“锚”：“事业单位和公务员的工资放在那里，所以其他国有企业，甚至于民营企业的整体工资率也会不断趋近，不会和它拉开太大的距离。”

然而在财政承压的现状下，“如果有这么大规模的人员吃财政饭，他的薪水是不会高的”，张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