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版权战的来临:未解之惑、由来之辨与叙事之争

在生成式AI领域，《纽约时报》对OpenAI/微软的诉讼案和其他案例表明，法院目前正试图解决人工智能技术对版权、隐私和数据使用法律的复杂影响。大模型带来新的版权纷争，凸显了促进人工智能创新与保护版权之间错综复杂的平衡。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越来越多地展现出生成类人内容的能力，人们不禁会问：旧有的版权法，在多大程度上会被人工智能改写？为了充分理解这一点，有必要回顾一下版权的前世今生。

版权的由来：并非奖励作者，而是造福公众

表达早于版权，而版权在印刷机问世之前是未知的。印刷技术带来了知识产权和版权的新概念，因为印刷机能够以中世纪抄写无法做到的方式控制和计量所产生的副本数量。

1450年，当约翰内斯·谷登堡（Johann Gutenberg）的第一台印刷机投入使用时，书籍的机械复制来到欧洲。[7]印刷和其他的社会经济及政治压力，导致欧洲当时的垄断信息市场结构逐渐崩溃。[8]发行成本的下降，加上作品供应量的增加，推动识字率上升，从而增加了对印刷的需求，形成反馈循环。

尽管图书出版业最初以自由市场竞争为特征，但由于运输网络效率低下和进入壁垒过高，逐渐形成寡头结构。纸质图书体积笨重，限制了当地分销渠道之外的传播。市场分割协议和政府特权导致卡特尔化程度的增加。印刷商人为地限制了生产量，以实现垄断利润最大化。技术和基础设施的限制催生寻租行为，将图书出版变成了一个集中的、反竞争的行业。政治和宗教审查制度随后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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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议会于1709年颁布了《安妮法令》（Statute of Anne），这是第一部现代版权法，首次确立了由政府和法院监管的版权制度，将原本属于出版商的私法版权转变为公法授予的权利，平息公众对私人团体（书商公会）滥用垄断行为的强烈抗议。[9]该法令赋予作者在有限时间内对其作品的专有权，并首次承认作者是版权的主要受益者。图书的价格开始下降，以至于到18世纪末，新兴的美国印刷业无法在价格上竞争。

1783年，美国制宪会议得出结论：“没有什么比一个人的研究成果更能真正属于他自己，文学财产的保护和保障将极大地鼓励天才，促进有益的发现，并推动艺术和商业的广泛发展。”[10]在《联邦党人文集》中，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提出了联邦版权计划的理由，认为鼓励知识传播的公共利益与作者的私有财产权是一致的。[11]

创作艺术可能成本高昂。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分发艺术也同样昂贵。历史上，与创意作品的制作和分发相关的高成本，为寻求从自己的劳动中获利的艺术家们带来了挑战。作为回应，版权法作为一种促进艺术创新和传播的手段应运而生，为创作者在有限期限内赋予了对其作品的某些专有权利。

现代版权激励理论提出了艺术家和社会之间的一种简单交换：作为对创作丰富文化景观的原创作品的回报，作者被暂时授予了有限的垄断权利，使他们能够从自己的创作中获利。如果没有这些保护，该理论认为，艺术家将缺乏足够的经济激励来创作，因为无偿的第三方可以自由复制和分发他们的作品。

但版权法从未预见到艺术品在后稀缺市场的出现。生成式人工智能艺术和数字分发现在让机器可以以极低成本创作、复制和分发艺术作品。在无限内容涌现面前，处理能力和存储是唯一的限制。我们也许可以把无限内容的到来称为“艺术奇点”。

法院的早期判例、立法机构和版权管理部门关注的都是艺术的人类特质。如果原创性需要在人类的头脑中先有意图，那么拒绝对机器加以保护就是实现版权法目标的逻辑结果。但是，否认人工智能艺术的版权是人类例外论视角下的审美歧视。艺术并不因为机器创作就停止成为艺术。将版权激励理论严格应用于人工智能艺术是很棘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