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社會正面臨"禮崩樂壞"的局面

2026-02-09 | 來源: 黃鎣祺/FT中文網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在美國總統川普新任期的第二年，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曾經支撐全球穩定的國際社會秩序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沖擊，“禮崩樂壞”成為當下國際社會最鮮明的底色。人類面臨著自二戰後最深刻的分裂與規范的重構。

二戰後構建的以聯合國為核心、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歷經數十年運轉，如今正面臨多重結構性危機。俄羅斯與美國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已成為戰爭和區域動蕩的策源國，卻難以被有效制裁，霸權邏輯凌駕於國際規則之上。傳統國際外交慣例被踐踏，強權國家對土地與地緣利益的貪婪重新抬頭，邊境沖突與領土爭端頻發。聯合國及各類國際組織權威正在不斷地弱化，合法性不斷瓦解，難以發揮全球治理核心作用。此外，大國關系深刻調整、醞釀生變，實力至上的權力邏輯重新回歸，多邊合作讓位於陣營對抗。這四大核心困局相互交織、彼此加劇，推動國際政治陷入無序與混亂，不僅加劇了全球安全風險，更重塑著未來世界的發展走向。

俄羅斯成為戰爭策源國，否決權濫用弱化聯合國權威

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作為二戰勝利成果的繼承者，肩負著維護全球和平與安全的特殊責任，擁有安理會否決權這一核心權力，本應是國際秩序的守護者、戰爭沖突的調解員。但當前，俄羅斯和美國兩大常任理事國背離自身使命，憑借自身霸權地位，挑起地區沖突，幹涉他國內政，成為事實上的戰爭與動蕩策源國，而由於安理會權力結構的先天缺陷與大國博弈的制約，對這些“特殊國家”的有效制裁難以落地，進一步加劇了國際秩序的混亂。

安理會否決權的濫用，導致常任理事國的戰爭行為難以被制裁。根據《聯合國憲章》，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對任何實質性決議都擁有一票否決權，這一設計本是為了平衡大國利益、避免局部沖突升級，如今卻成為一些常任理事國逃避制裁、推行霸權的“保護傘”。一些常任理事國為維護自身地緣利益，頻繁濫用否決權，阻止安理會通過針對自身或其盟友的制裁決議，導致聯合國對戰爭行為的約束形同虛設。例如，在部分地區沖突中，一些常任理事國公開向沖突一方提供武器裝備、派遣軍事顧問，直接推動沖突升級，成為戰爭的直接推動者，但由於其擁有否決權，國際社會始終無法通過聯合國安理會對其實施有效制裁，只能眼睜睜看著沖突持續發酵。

更為嚴重的是，部分常任理事國不僅自身挑起沖突，還踐踏《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對其他國家的一些正當維權行為進行指責和制裁，而對自身及盟友的戰爭罪行視而不見。這不僅瓦解了安理會的權威性，更打破了“大國帶頭守規則”的基本共識，導致國際制裁機制失靈。此外，美國等常任理事國長期拖欠聯合國會費，截至目前累計拖欠超百億美元，導致聯合國陷入資金短缺困境，無法對戰爭策源國實施有效約束，形成“霸權實施—制裁失靈—秩序惡化”的惡性循環。

這種“常任理事國豁免”的亂象，不僅讓國際規則失去了應有的嚴肅性和約束力，更助長了強權政治。當擁有最高話語權的常任理事國成為戰爭策源國和動蕩制造國卻不能受到及時制裁之際，“破窗效應”隨之發生，其他國家也會紛紛效仿，無視國際規則，挑起地區沖突爭端，最終可能導致全球沖突頻發，安全局勢持續惡化。這也是當前國際社會“禮崩樂壞”最直接、最突出的表現。

傳統外交慣例遭踐踏，領土貪婪重新崛起

二戰後，國際社會逐步形成了一系列成熟的外交慣例，主權平等、不幹涉內政、和平解決領土爭端、外交豁免等原則成為各國交往的基本准則，全球化構建的經濟相互依賴，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強權國家對土地與地緣利益的貪婪和推崇，維護了國際社會的基本秩序。但當前，這些傳統外交慣例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被權力大國踐踏，以強凌弱、武力奪地行為重新抬頭，對土地與地緣利益的貪婪成為引發地區沖突的核心誘因，國際社會有回歸到霍布斯的“叢林法則”野蠻狀態的明顯跡象。

傳統外交慣例面臨巨大挑戰，首先體現在外交禮節與規則被無視。外交豁免權是國際外交的基本慣例，是保障外交人員正常履職的重要基礎，但一些大國濫用自身優勢，侵犯他國駐本國使節的外交豁免權，頻繁對特定國家的外交人員拒發簽證、限制旅行自由，甚至威逼他國外交人員，嚴重違反《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和《聯合國總部協定》。此外，不幹涉他國內政原則也被徹底打破，一些權力大國憑借自身軍事、經濟優勢，幹涉他國內政，扶持代理人、推翻他國合法政權，只為爭奪地緣利益和資源控制權，將外交關系淪為謀取私利的工具。

更為值得警惕的是，對土地與地緣利益的貪婪重新崛起，成為引發地區沖突的核心誘因。在全球化進程放緩、大國博弈加劇的背景下，土地作為國家綜合實力的重要組成，重新成為各國爭奪的焦點。武力奪地、非法占領他國領土的行徑屢見不鮮。俄羅斯對烏克蘭土地的占領，以及川普明確對丹麥格陵蘭島的覬覦和領土聲索，令國際社會嘩然。

傳統外交慣例的瓦解與土地貪婪的崛起，本質上是霸權主義與強權政治的抬頭，是國際秩序與文明退化的重要表現。當“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取代“平等協商”的外交慣例，對土地的貪婪取代“合作共贏”的發展理念，國際社會將陷入無休止的沖突與爭奪之中，各國主權與安全無法得到保障，這進一步加劇了國際政治的無序與混亂。

讓美國禮崩樂壞的"覺醒病毒",是怎麼滋長出來的?

聯合國及國際組織權威進一步弱化，合法性逐步瓦解

當前，聯合國及各類國際組織正遭遇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機，權威掃地、合法性逐步瓦解，難以發揮全球治理的核心作用，成為國際社會“禮崩樂壞”的重要標志。

聯合國的權威瓦解，首先源於一些大國的肆意打壓與“合則用、不合則棄”的實用功利主義態度。美國作為聯合國的創始國之一，不僅不履行維護聯合國權威的責任，反而頻繁“退群”、百般攻訐，先後退出應對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世界衛生組織、人權理事會等重要協定和機構，嚴重破壞了這些協定與機構的嚴肅性和權威性。

同時，權力大國在地區沖突、全球治理等關鍵議題上，頻繁繞過聯合國安理會，擅自采取單邊行動、實施單邊制裁，將聯合國邊緣化，導致聯合國的決議形同虛設。此外，聯合國自身的機制缺陷與效能不足，進一步加劇了其權威性的喪失。隨著全球問題的日益復雜，聯合國的機構設置與治理機制已難以適應新時代的需求，存在機構臃腫、職能重疊、運轉成本高昂、決策效率低下和機構腐敗等問題。聯合國新的一年預算需提前兩年零三個月啟動，要通過8個甚至11個決策階段，幾十年來各類授權任務已累積到4萬余項，決議和報告冗余、執行難度大、資源配置不足等問題由來已久。

同時，聯合國框架下的全球治理機制滯後，面對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等顛覆性技術帶來的挑戰，以及氣候變化、傳染病流行等全球性風險，應變能力不足，且對國家行為缺乏有效監督和約束。《2025年可持續發展目標報告》指出，可持續發展目標169個細項中，僅35%按計劃推進，近一半進展緩慢，18%出現倒退，這也從側面反映出聯合國全球治理能力的不足。

除聯合國外，各類區域性、全球性國際組織也面臨權威下滑的困境。權力大國為推行霸權主義，肆意操控國際組織，將其淪為自身謀取私利的工具，導致國際組織的公正性與合法性受到嚴重質疑。同時，由於資金短缺、成員國分歧加劇等原因，許多國際組織難以有效履行自身職能，無法解決地區沖突、全球發展等實際問題，逐步被邊緣化。此外，權力大國“另起爐灶”塑造排他性“小圈子”，進一步侵蝕多邊主義原則、挑戰聯合國及國際組織的權威，導致國際治理體系陷入“碎片化”，合法性不斷瓦解。

大國關系醞釀生變，權力在國際關系中的作用重新回歸

大國關系是國際社會結構的核心，二戰後形成的大國制衡體系，盡管存在諸多缺陷，但始終發揮著維護全球穩定的核心作用。多邊合作、平等協商成為大國交往已經全球化網絡的主流。但當前，全球力量對比深刻調整，新興大國（比如“金磚國家”）崛起、全球南方影響力擴大，傳統大國衰落，國際社會正經歷深刻的重構與洗牌。昔日的多邊合作格局被陣營對抗所取代，“實力至上”的權力邏輯重新回歸，成為推動國際社會“禮崩樂壞”的深層動力。

大國關系的生變，首先體現在傳統盟友關系的裂痕日益擴大。曾經緊密的跨大西洋盟友關系，如今已陷入深深的齟齬和不信任。美歐矛盾已上升到價值觀層面，美國步步推進欲奪丹麥格陵蘭島，通過關稅恫嚇、貶低北約國家作用等方式，損害盟友利益，讓歐洲陣營日漸認識到，在川普的強權邏輯下，盟友身份並不可靠，紛紛探索其他外交路徑。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表示，懷舊無法讓舊秩序回歸，拖延時間也無法解決歐洲的結構性依賴問題，反映出歐洲在大國博弈中的心態調整。這種傳統盟友關系的破裂，打破了昔日的同盟關系，冷戰後歐美陣營出現明顯間隙，讓國際政治陷入更加不確定狀態。

其次，權力邏輯重新回歸，陣營對抗取代多邊合作。在大國博弈加劇背景下，強權國家為維護自身地位，無視多邊合作的重要性，奉行“實力至上”邏輯，將權力作為處理大國關系的核心准則，頻繁挑起陣營對抗、打造排他性小圈子，奉行“進攻崇拜”，維護自身主導地位。美國《外交》雙月刊網站文章指稱，權力大國正引領全球步入一種“混亂程度遠超以往”的無政府狀態。貿易、投資等原本有利於全球繁榮的經濟紐帶，正被系統性“武器化”，直接擾亂了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體系，嚴重沖擊多邊貿易規則。在強權國家內部，歐美權力精英卷入愛潑斯坦事件，所引發的道德危機滑坡，進一步沖擊了傳統政治邏輯。美國ICE濫用武力而難以得到遏制。這種權力邏輯的回歸，打破了“合作共贏”的時代主流，讓大國內部與跨國關系陷入“零和博弈”的困境，進一步加劇了國際政治的分裂與混亂。

此外，新興大國的崛起與強權國家的遏制，進一步推動大國關系走向復雜化。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在全球GDP中的份額日漸上升，2025年占全球GDP的份額將達到29%，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率的主要貢獻者，但聯合國的機構設置和權力分配未能充分反映世界多極化的趨勢，新興國家的貢獻率與既成的權力分配格局存在不對稱關系。新興大國則積極推動國際秩序改革，爭取更多的話語權，這種博弈與對抗，進一步重塑著大國關系格局，也讓國際政治陷入更加激烈的權力爭奪之中。

舊的國際關系正在解構而新的國際關系規范尚成形。世界正處於關鍵的“十字路口”，但對公正、平等和安全的訴求依然是全球的主流聲音，打破二戰後秩序與維護二戰後秩序在較長時段內會成為矛盾與斗爭的主流線索。

（注：黃鎣祺，國際政商關系評論員。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