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国龙与西贝,好久没见过如此昂贵又尴尬的公关事件了

然而，悲剧在于时代的错位。上述道德表演存在于一个由熟人和半熟人编织的社会网络，每一次“仗义疏财”都能在这个闭环里听到回响。而贾国龙面对的是一个由数亿陌生人组成的、原子化的现代市场，人们根本不记得他做了什么。

在这个喧嚣的舆论场里，消费者与商家之间只有赤裸裸的服务契约，没有可持续的情义。当贾国龙试图用“对员工好”的义气来抵消“产品昂贵”的商业缺陷时，他遭遇了严重的失效：消费者不仅不买账，反而会觉得这种拿着客户的钱去成全老板义气的行为，是一种极度的僭越与傲慢。

贾国龙的坚持，因此带上了一种堂吉诃德式的悲剧色彩。他越是想表现得磊落，越是想通过承担无限责任来证明自己，就越是加速企业的死亡。

这不仅是策略的失败，更是世界观的崩塌。他试图在一个残忍的互联网社会里，以前现代的“义”为企业解套。但他做得越用力，企业就下沉越快。这只是一场昂贵且尴尬的旧时代表演。

03.与商业的对撞：致命的错位

当贾国龙试图将乡土社会的“义”强行植入他的现代企业时，失灵是必然的结局。如果说上一节我们看到了这种坚持的文化美感，那么这一节我们必须指出：在商业中，这种“磊落”不仅昂贵，而且有害。它将企业的经营成本推高到了市场无法承载的极限。

消费者对西贝“贵”的埋怨，本质上是对一种隐形“溢价”的抗拒。在消费社会，消费者对合理溢价的感受越来越脆弱，这种溢价的核心是消费者体验，当然也可以是情感体验。

但在贾国龙的考量里，价格的合理性与他的“义气成本”挂钩——这包括为了不裁员而支付的冗余薪资，为了不切断合作而支付给华与华的高昂咨询费，以及为了维持“好老板”人设而进行的无底线福利透支。

贾决定将这些“道德成本”打入产品溢价，试图让顾客来为他的“义气”买单。但在2025的消费寒冬，消费者极端关注“性价比”，绝无兴趣为他的道德表演埋单。他的行为只像是道德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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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层的问题也许在企业内部的“义气绑架”。在现代企业，任何不基于利润和市场价值的资源分配，都是一种错配。当贾国龙因为“多年的交情”而拒绝更换策略失效的华与华，当他因为“不忍心”而拒绝淘汰跟不上节奏的老员工，他实际上在企业最艰难的时候继续掏空企业不多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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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义”还可能摧毁了企业的持续能力。商业竞争的残酷性要求企业必须某种情况下在法律范围内像壁虎一样断尾求生。但在贾国龙的伦理中，“断尾”就是“辜负”，是道德上的不可接受。

因此，当门店亏损、策略翻车时，他的第一反应不是止损，而是感性的加仓，员工涨薪，顾客大让利，加重门店成本。就算进入关店潮，他还要继续表演关得有担当，关得漂亮。

贾国龙的痛苦就在于，他试图用“私德的完美”来索取“公德的谅解”。他像是一个不知所措的乡绅，对着消费者呐喊：“我是一个好人啊！我对消费者好，对员工好，对供应商好，我怎么会骗你们呢？”

但这种呐喊，不仅无效，甚至因为过于沉重而显得惊悚而尴尬。贾国龙以为自己在坚守商业的道德底线，殊不知他所坚守的，正是现代商业秩序相悖的自我感动。

04.艰难的现代化：身不由己的表演

但这里不想说这是贾国龙的守旧，实际上在这个舆论场，这种“吃了几碗凉粉”的道德表演无处不在，甚至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这种“义愤”的冲动。贾国龙的“磊落”与其说是他的性格特质，不如说是一种中国社会特有的“应激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