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国龙与西贝,好久没见过如此昂贵又尴尬的公关事件了

能用的方法他都用了，他还高调宣称“我贾国龙没有外国国籍，全家都在国内。我没有设立什么离岸信托，也没有把资产转移到海外。”他甚至说自己住的房子是租的，营造受害者形象。

这种“磊落”的代价越来越高。2026年1月，西贝不得不宣布关闭102家门店。在最后的告别信中，贾国龙说任何预订了年夜饭的西贝门店都可以忍受低营业额开到春节后，且预付费储值卡可以直接退款。

贾国龙依然在强调他的“问心无愧”和“对员工的保护”。到最后他依然认为公关就是巧言令色颠倒黑白，他是一个拒绝公关的老实人，却在这个时代失利。

不只上面举的例子，从争端开始，贾的每一个回应，都是“义气当头”。他可能会疑惑，为何自己明明做了所有好人该做的事——不推诿、不甩锅、不裁员、不欺骗——他高调地将所有回应都转化为一个“老实好人”的义举，却依然被市场无情抛弃。

事实上，贾为自己构建了一个完美的道德闭环，用来防御商业理性的入侵。他潜意识里认为，只要自己在道德上不仅无瑕，甚至呈现出一种“吃亏是福”的受难者形象，外界的商业指控就会自动失效。

他需要这种“磊落”来维持自己作为“受害者”的绝对安全感。然而，在2025年的算法与流量面前，这种前现代的“义”，只是一具昂贵且过时的铠甲。它保护了贾国龙作为“好人”的自尊，却杀死了作为“商人”的西贝。

但这件事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这样的行为不只出现在贾国龙的身上。

02.“义”的谱系：一种前现代的道德资本

在现代商业语境下，贾国龙的决策几无理性可言。在互联网语境下，面对这种级别的公关危机，绝大多数企业的标准动作是“装死”——等待热搜过去，或者发布一纸冷冰冰的、盖着红章的律师函，警告各方“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这被视为现代商业公关的理性一般解法，虽然不漂亮，但有效，很多企业都靠这样的简单方法渡过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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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贾国龙不是这样的人，他无法接受自己被描述为一个“奸商”，更无法容忍他倾注了半生心血的企业被贴上“欺诈”的标签。

所以如果我们剥离掉董事长这层现代外衣，将目光投射回中国广袤的乡土，会发现他的行为拥有一种惊人的内在连贯性。这并非现代商业的考量，而是一场古典的“名为取义，实为赌气”的道德剧。

社会学家吴飞在《浮生取义》中对华北农民自杀的研究，为这种非理性行为提供了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在传统的家庭政治中，当一个人遭受了无法通过言语辩白的委屈——也就是“气”不顺时，自杀往往成为一种终极的政治手段。

弱势者通过毁灭自己的身体，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并以此动员舆论，摧毁强者的道德合法性。

2025年的贾国龙，正是这样的一个受委屈者。面对罗永浩的逼问，网民的打击，贾国龙发现回应是无力的。于是，他本能地启动了这套古老的程序：通过毁灭自己的“商业身体”（巨额亏损、甚至破产风险），来向公众展示一种惨烈的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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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逻辑是：“我都赔成这样了，我都把家底分给兄弟们了，你们怎么还能怀疑我是坏人？”这种近乎悲壮的逻辑跳跃，正是乡土社会中“人格价值”高于“实用价值”的体现。

贾国龙显然沉浸在这种古典英雄主义的道德幻觉中。他保护华与华，保护犯错的高管，保护老员工，超越成本维持企业的体面。本质上是在通过“散财”和“担责”来积累一种名为“义”的道德资本。在古典时代，这种资本确实可以兑换为忠诚、权力和长期的商业利益——或者是他要的，一个无可辩驳的好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