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博弈: 多年來若隱若現中美"第四公報"的成交時刻來臨?

2026-01-30 | 來源: HK01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多年來若隱若現的“中美第四公報”傳聞，隨著4月預見舉行的“習特會”，再度成為外圍輿論焦點。從哈佛學者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達沃斯談到中美互相威懾與高度糾纏，到台媒引述的“台灣問題將成雙方外交默契、約束力更甚以往”，再到兩岸學界各自補上解讀，如有人把“第四公報”當作一種“必然的制度化收束”，也有人提醒現在談具體文本仍言之過早。當然，“第四公報”會不會此刻出現是未竟之天，但可以提前思考的是，如果它真的被端上台面，將會在什麼條件下成形、以什麼語言被包裝、又會把台灣推進哪一種被動的位置？

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而揚名的艾利森，其最新論述有一個很現實的起點，他認為中美已不是單純的對手，而是“相互嚇阻下的高度綁定”。如見去年中美關稅戰把彼此推到極限，華府以高關稅施壓，北京則以稀土等供應鏈籌碼回應，最後讓特朗普政府重新意識到中國不是可以被隨手擊垮的對象。同時，北京也看到美國即便嘴硬，依舊繞不開互相依存的結構。是以，這種結構反成就了一種冰冷的穩定狀態，即中美體認彼此都能為對方造成重大傷害，所以反而會努力把沖突鎖在可控范圍內。從這個角度看，若有“第四公報”，實不必被浪漫化為怎樣的歷史性和解，它更像是兩個大國在風險成本上算清楚後，為了避免失控而設計的止血點。

至於止血點要綁在哪裡，往往取決於最容易出事的部位，想當然爾，台灣就是那個最容易引爆、也最適合被拿來“制度化處理”的引爆點。細究艾利森陳述中美可能用幾乎類似語言討論賴清德與“漸進式台獨”，這句話本身就值得玩味。當中美兩強開始使用相近的語匯描述同一個風險來源，這意味著他們至少在“問題定義”上已經靠攏。以至於接下來的關鍵是，如果中美就問題定義靠攏，那麼解法會不會也跟著靠攏？就經驗來說，這種“靠攏”對台灣而言，常常不是好消息，因為那意味著台灣被重新定位為中美關系管理的一部分，而不是擁有足夠主體性的獨立變數。遙想當年陳水扁執政下，小布什政府回應台海情勢的姿態，殷鑒不遠。

要理解這一點，就必須回頭看中美三公報留下的“模糊”，某種程度而言，公報語言之所以歷久彌新，恰恰因為它不夠清楚，才讓各方都能各取所需。例如《建交公報》裡的“acknowledge”，被北京視作美方“承認”、被華府視作僅是“認識到”，正是這一模糊殊異，四十多年來支撐了美國的“一中政策”與北京的“一中原則”並存，也讓台灣在縫隙中得以生存。

但問題是，如今北京對模糊的耐心正在下降，且當中國的國力、軍力與自信都不同以往，中南海對是否要“再來一份模糊文本”的興趣自然有限。而在美國一造，同時面對全球多線壓力之際，也可能更傾向用“某種可交代的文本”把高風險議題先壓住，換取在其他議題上的空間。兩相交會的結果，就把“第四公報”推向一種可能：它不必然要比前三份公報更具法律約束力，但它可能更具有政治指向性，尤其是在“反對台獨”、推進“要美國去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乃至於處理台灣問題的路徑是否更偏向“肯定中國自行解決台灣問題”等問題上，讓文字變得更難被台灣解讀為彈性。

事實上，真正讓“第四公報”有市場的，不是抽象的外交理想，而是再理性不過的供需交易。從“供給面”上看，是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執政風格，諸如交易、逐利、計算成本，還有對個人政治功績的渴望。從他對盟友的苛刻，到近期對加拿大、格陵蘭乃至歐洲的強硬姿態，再到他從來在烏克蘭問題上的利益盤算，外界看到的特朗普外交觀，是誰能提供他需要的結果，他就跟誰談，一旦談成了，他就包裝成一場勝利。若此，把這種風格放到中美關系上，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各方會相信“第四公報”有機會成為特朗普任內的一個裡程碑，它既可被描述為穩定大國關系，也可被宣傳為讓美國獲得更大利益的交易成果，甚至是被特朗普拿來媲美諾貝爾和平獎榮耀或成就其歷史定位的敘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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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過來看，“需求面”則在北京。北京要的從來不是“再說一次大家都知道的話”，而是把美方的模糊壓縮成明確，把美國可操作的空間壓縮成可驗證的承諾。若華府只是重申既有一中政策，北京固然可以接受，但北京必然更想要再進一步的語言：例如更清晰的反對台獨、更具體的限制軍售或軍事互動、更明確的“不支持”范圍，甚至在台灣地位表述上逼近北京版本，如令美國去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乃至許可中國自行解決台灣問題等。這也是為何台灣學者提醒“讓子彈飛一會兒”並不多余，因為北京會不會要到它想要的，端看它在其他議題上能否換到足夠利益，也端看美國願意付出多大代價。

問題是，美國願意付出代價的前提，也往往是它能換回多少“美國利益”。業隨美軍突襲委內瑞拉而起的“唐羅主義”提供了一種新的想像：美國近來對西半球與能源供應鏈的動作，可能是為了削弱北京、逼北京在談判桌上讓步，而不是要與中俄劃地盤。若這條路線在華府內部占上風，美國就未必急著用“第四公報”去安撫北京，反而可能把它當作談判籌碼。換言之，“第四公報”若真出現，也未必意味著美國對華轉向溫和，那可能只是美國在更大競爭策略裡的一張牌，先用可見的穩定換取不可見的杠杆。特朗普以為北京企求的是一份政治文件與官式立場確認，於是他便包裹著稀土、市場、供應鏈安全，還要求中國在地緣政治程度讓步。

然而，最尷尬的永遠是台灣，因為這場交易的定價權完全不在台北，一旦中美把台灣問題視為“共同風險”，台灣就容易被重新包裝成需要被管控的變數。當北京要求華府更清晰的文字，台灣就可能被迫吞下更少的戰略空間；而當美國把台灣當作籌碼，向來安全依賴美國的台灣，就要接受自己不過是屬美的一類可交換資產。這正是“棄台論”近年總能在特定氣氛中抬頭的原因，那無關乎美國是否“變節”，而是因為美台交易型的政治關系讓台灣以為一諾千金的“保證”回歸估價常態。

順此而下，台灣需要警惕的就不只是公報上的文字如何表述台灣問題，而是中美“默契化”趨勢的後果，如若中美在台灣議題上形成某種外交默契，即使沒有白紙黑字，那也足以改變外部環境，那麼這般的默契或將比文本更難反制，因為它不需要國會表決，也無須公開辯論，就能在包含軍售節奏、官員互動、區域部署，甚至危機時的表態中一一具體化。若艾利森的判斷成立，台灣面對的就不是單純的壓力升高，而是壓力被中美聯手制度化、管理化，共識成為“大國穩定”的一部分。而那種穩定，是以台灣的政治空間與政治安排為代價。

總的來說，中美不論是否於今簽署“第四公報”，本質上都是一場供需交易，只不過特朗普的逐利性，突出只要價格夠好夠漂亮，沒什麼不能買，也沒什麼不能賣，其逐利性格使“第四公報”“可以談”的幾率上升；而北京對立場明確化的需求，使“會談什麼”、“談出什麼”更具壓迫性。當然，北京處理台灣問題，從來都保有自己的節奏，也從來不是寄望在一份新的公報或美國態度，因此就“需求面”來說，中國可以就有利兩岸統一、助益排除美國外部勢力幹預的“第四公報”持開放態度，但如果美國無法提供所需要求，謂“第四公報”大可不必，也實在無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