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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棄高薪 逃離大廠 最後一批"提前退休"的80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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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許多人看來,1980年出生的徐春柳踩准了時代風口,職業生涯遵循著一條清晰的上升路徑:千禧年初紙媒處於黃金時代,他是沖在一線的調查記者;互聯網大潮來臨時,他進入“大廠”,飛快晉升,薪水翻了三倍。他擁有過工作價值感、同行尊重、行業話語權,以及令人羨慕的收入。然而,面對新技術的沖擊,傳統內容人的地位一落千丈,徐春柳所在公司也經歷了多輪裁員潮和架構調整,他在5年裡換過14任直屬領導,小組成員最後只剩3名處於孕期和哺乳期的女職員。職場動蕩中,他在2021年檢查出重疾,為了不被裁員,請假的七天裡,除了手術當天因為麻醉昏迷,其他時間都在處理工作信息。2024年,44歲的徐春柳覺得自己已經難以適應職場競爭,辦理了提前退休手續,他也成了最後一批法律意義上因病提前退休的80後。如今,他帶著每月五千多元的退休金,轉向一種緩慢而具體的生活:像候鳥一樣隨季節旅居,陪伴1歲多的女兒成長。他也終於有時間停下來審視二十多年的職業生涯,重新思考工作的價值,以及自己在其中的得與失。


口述|徐春柳

記者|吳淑斌


黃金時代我於2002年從蘇州大學新聞系畢業後,到北京當記者。我對人文社科類知識一直很感興趣,從高中開始,每個星期最期待的一件事情就是到郵局去等最近一期的《三聯生活周刊》和《南方周末》,然後買回家。

我的性格挺適合當調查記者、跑一線突發新聞。我很喜歡接觸新信息,每天都花大量時間攝取信息,對新事物的接受能力很強,而且我不怯於和陌生人交流。當記者會面對許多對你“無所求”的陌生人,我會用自己已知的信息去換取對方的新內容,這樣至少能得到一些新線索。有時候,做監督報道還需要與人“對抗”,但我很享受這種“對抗”和克服困難的感覺,這是一種證明自己存在的方式。




《小城大事》劇照

印象比較深的突破性采訪是在2005年,李敖北京的那次。當時,鳳凰衛視獨家代理了他的所有采訪,其他媒體的記者根本無法靠近。後來,我打聽到他要去頤和園,在一艘游船上和他的姐姐見面,我就提前上了那艘船,跟船工們混熟了後,把相機藏在了船艙裡。李敖鳳凰衛視高層一起上船,以為我也是船工之一,沒人注意到我。船開到湖中央時,我突然跳出來采訪,他們愣了一下,但也無可奈何——總不能把我從湖心扔下去,最後我搶到了唯一的一次采訪機會。當記者那些年,類似困難的采訪我做了很多。


當記者時我很有成就感和職業榮譽感。記者這個工作和社會歷史進程沾著點邊,記者是一個旁觀者和記錄者,看到社會發展時會有“與有榮焉”的感覺。我們那時候是真把自己當成“第四權力”,出去采訪,尤其是去某些地方做監督報道,當地政府對你是“又怕又敬”,我在現場能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一種無形力量的存在,而且有信心:我做的這個報道最終一定能發出來,對事情有所改變。我有一個大學同學在上海的一家媒體工作,他父母跟別人說起兒子,會自豪地提“他那篇報道被總理批示過”。這種職業帶來的認可是很實在的。

此外,“記者”這份工作的收入也不錯。我那會兒還是新記者,只要肯跑,一個月拿一萬多塊錢沒什麼問題,如果是做深度報道的記者,一個月能完成兩篇稿件,月入過萬也很輕松——那可是零幾年,這筆錢在北京能過得不錯了,用當時我們領導的話說,“能給大家一個維持體面生活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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