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加拿大邊境小鎮做"公務員"(圖

2026-01-22 | 來源: 青年志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近來，社交平台上悄然湧現出一批特殊的分享者：他們有著熟悉的亞裔面孔，曬出的工作證卻是澳大利亞聯邦部門的辦公走廊，加拿大省級辦公室的門牌，日本或新加坡政務窗口的工作台。

這背後的動因並不神秘。全球有一批公共部門在悄悄打開大門：日本茨城縣取消了部分公務員的國籍限制，新加坡、澳大利亞和奧地利的部分崗位面向外籍人士開放。政策的松動撞上了年輕人對“穩定”的集體渴求，催生出一股低調卻迅猛的海外考公熱。

但真正有意思的問題在於——當一個擁有中國大廠經驗或海外教育背景的年輕人，真正嵌入另一套國家權力與治理體系時，究竟會發生什麼？

帶著這樣的疑問，我采訪了三位已在海外政府部門“上岸”的年輕人：在加拿大邊境小鎮工作的阿玉；因為頸椎病逃離私企、後來進入BC省政府的Astro；以及在美國州政府擔任數據分析崗位的Cosmos。

在中文語境裡，“考公”往往意味著在高度集中的招錄體系下，完成一次關於階層、安全感與人生路徑的綜合性躍遷；而在海外，它更像是一場針對具體崗位、高度理性的能力匹配過程。這裡沒有全國統考，卻始終伴隨著語言、文化與身份認同的隱形摩擦。

一定程度上，他們的故事破除了關於“上岸”的核心迷思：穩定並非公務員的最終目標，而是支撐個體更好地踐行社會服務的基礎。很多人或許誤解了“上岸”的本質，將目光過度聚焦於個人安穩，卻忽視了全球化背景下職業選擇的復雜性。

“海外考公”究竟是一處避風港，還是另一種形式的圍城？答案藏在那些被反復權衡的工作細節，與被冷靜計算過的未來規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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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離與上岸

加拿大時間下午四點四十五分，阿玉准時合上電腦，結束了一天的工作。她伸了個懶腰，望向窗外——沒有摩天大樓的遮擋，只有幹淨透藍的天空，低矮的房屋排成整齊的街區，再往遠處，是平坦無垠的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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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這片開闊景致相呼應的，是這裡自然放緩的生活節奏。每天四點半一過，同事們便下班走人。在這個人口不足三萬的邊境小鎮，人們似乎早已達成了一種默契：工作是生活的一部分，而非全部，不管手頭任務是否完成，到點便坦然切回生活狀態。

此刻，阿玉也迎來了自己的自由時光，幾乎沒有加班，也不會被人打擾。她可以去湖邊、去樹林、去小島上，看黑熊和棕熊覓食，觀察三文魚洄游，看河狸叼著木頭搭壩。

阿玉拍下的黑熊，©️阿玉

然而，放在五年前，這種不被KPI驅趕、只隨四季流轉的節奏，是深陷加班漩渦的阿玉所不敢想象的童話。

那時的她還在國內做廣告，趕方案到凌晨是常態。收入穩定增長，但身體與精神被持續透支。她開始懷疑工作的意義，甚至懷疑消費體系本身：“我們真的需要這麼多消費嗎？”作為廣告人，她的工作是激發人們對某個商品的消費沖動，卻同時在內心生出對虛無的抵觸，渴望一份真正能對社會產生貢獻的工作。

偶然的一次機會，聽到朋友移民加拿大的經歷，這給了阿玉新的指引。經過深思熟慮，她決定離開熟悉的一切，飛越幾千公裡，前往那個漂洋過海的陌生國度加拿大。

與此同時，一個巨大的問號橫亙在阿玉面前：離開了中國、告別了廣告行業的自己，到底還能做些什麼？

這幾乎是每一個遠赴海外的年輕人必須直面的生存命題。在一個完全陌生的語境裡，沒有了語言優勢，原有的職業技能也面臨著無法遷移的窘境。畢竟，加拿大的經濟情況與國內截然不同，很可能沒有與自己原本職業技能相匹配的工作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