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保住百萬年薪上海中產家庭開始第4次跨國搬遷

2025-12-29 | 來源: ELLEMEN睿士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Ivy到現在都記得，她和丈夫離開上海那天，兩個孩子，大的10歲，小的6歲，跪在地上嚎啕大哭。這一切始於丈夫的工作變化。去年7月，在上海跨國金融公司做地產投資業務的他，面臨著嚴峻的裁員風險。在國內找工作接連受挫後，他只好把目光投向海外。當全球化浪潮遭遇經濟寒流，對Ivy夫婦這樣擁有海外留學背景、經歷過美國、中國香港(专题)、阿聯酋工作生活的“全球公民”家庭而言，這一次的跨國遷徙，不再是通向更廣闊世界的輕盈跳板，而是一場為了生活不得不進行的博弈。

一個家庭的四次跨境遷徙。

如果時間倒回到十年前，跨國工作會是一次讓他們感到興奮的流動。Ivy一家的頻繁遷移一直和過去十年的經濟脈絡強相關。

2012年，香港作為亞洲金融中心的余暉未盡，中國資本與企業的出海需求旺盛，從美國的大學畢業後，他們便一起在香港開始了家庭藍圖。

2018年，中東房地產和基建迎來發展機遇期，阿聯酋在全球積極布局、廣納國際金融人才。得到了一份可觀的offer後，他們沒有太多猶豫，很快就搬去了阿布扎比。

在那裡，Ivy生了二胎，但很快疫情成為了轉折點。出於安全考慮，他們決定帶著孩子回國，並最終選擇落腳上海。

然而，周期的齒輪再次轉動。地產金融與互聯網行業，相繼進入深度調整期。

對於年近40歲、已經做到公司中上管理層的丈夫來說，“坑”位越找越少。一些大公司要麼不再招聘，要麼年薪縮水30%甚至更多。

公司“人性化”地給了緩沖時間：友好協商，他可以去外面找工作，期間不會強硬裁員，工資照發。

擺在夫婦倆面前的選擇十分有限：繼續留在國內找工作，面臨的是家庭收入大幅度減少和並不明朗的職業發展道路；如果創業，則需要極高的啟動資金，風險也高，收入不穩定期至少2-3年，這都與一家的高固定支出矛盾。

Ivy考慮過帶著孩子繼續在上海工作、生活，讓丈夫先去新加坡工作幾年，不過雙城生活對他們來說成本過高，再考慮到孩子的成長，她很快就否決了這個選項，“到哪裡全家都要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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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內沒有太大的消費壓力，到了新加坡以後，消費壓力非常大，隨便吃吃就是一兩千人民幣(专题)。”再加上孩子在國內的開支，以及不知何時丈夫能找到工作的焦慮，Ivy“覺得自己要不行了，必須找心理醫生”。

足足找了三個月，丈夫才卡著最後的簽證期限拿到了滿意的offer。

去年12月，丈夫的工作確定以後，兩個星期之內，他們就租好了新加坡的房子，申請了孩子的學校，由於一直在國際學校念書，雖然頻繁在不同城市遷徙，教育環境沒有太大的變化。

Ivy向國內的公司申請了跨國轉崗，盡管老板有些不情願，還是選擇了同意。她也嘗試在新加坡找份差不多的工作，投了很多崗位，都沒有回應。“連面試都沒有，一個Email都收不到。”

在此時此刻跨國轉崗，Ivy全然沒有了十年前探索新世界的興奮，擺在眼前的是生活成本與職業重啟的雙重壓力。

全球經濟下行時，不算糟的結局。

搬來新加坡生活一年後，Ivy計算過家庭收入和生活成本的漲幅。在她的預期裡，她和丈夫的收入加起來“比過去能上浮30%，但同樣的，家庭生活成本也上浮了至少50%”，每月的生活費超過10萬元，兩個孩子的學費加起來每月五萬元，房租四萬元，再加上吃飯、交通、補習班、日常采購、外出旅游，每年的生活成本接近百萬。

現金流是Ivy日常最擔心的問題，“你已經把孩子托舉到了國際學校，不可能因為有一天被裁員了，就讓他們回公立學校。所以我們在新加坡還是很省，也不敢買車，想要多留一些錢給未來”。

去新加坡生活，對於Ivy來說最大的犧牲就是自己的職業發展，當一些升職機會出現時，老板會明確地告訴她不在考慮范圍內。由於一直遠程工作，許多項目Ivy也無法參與，“對我個人而言是比較可惜的，但我也不後悔，因為我換來的東西更重要”。

在Ivy看來，她和丈夫已經在這一次的金融行業波動中做出了最好的選擇：兩個人對跨國搬遷沒什麼抵觸，得到了不用降薪的工作崗位，孩子也能夠適應現在的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