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 "攢下一筆錢":一天2000元中國背包客澳洲打零工

2025-12-28 | 來源: 南方周末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周游畢業後曾在西藏做義工，之後抽中打工度假簽證，她說：“普通老師的時薪可能25-30澳幣，但工地或者屠宰場最低都是30澳元，有技術的甚至能到40到50澳幣。”

藍領高薪的邏輯，在她看來，是澳大利亞社會一種保障底層生活的方式。“只要你肯下苦力，那麼你就有生存的機會。”

在肉廠或農場工作的人，如米婭、陸皓月的時薪均為32澳元，加班和周末可達1.25到2倍。有了車之後，他們常同時兼職幾份工作，有些甚至主動選擇周末上班。

出口，似乎真的存在。但成本很快再次壓了上來。

“網絡宣傳的半旅行半賺錢的生活方式，和現實之間差著一整個澳大利亞的距離。”

瑟瑞娜在悉尼做摩托車和汽車租賃生意，對接大量外賣騎手，也因此接觸到許多打工度假者。她看到的，是一套已經明顯變貴的生活系統。

過去幾年裡，澳大利亞的生活成本幾乎在所有家庭同步上漲。房租、電費和食品支出，成為壓得最緊的三座大山。全國范圍內，市場租金在十年內上漲接近一半；僅疫情之後，中位租金的漲幅就超過三成，許多中等收入者被迫將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收入用於支付房租。

“最低工資上漲幅度遠遠追不上真實生活成本。”瑟瑞娜說。

這也意味著，很多打工度假者很難實現網絡上想象的“邊旅行邊賺錢”。疫情後，澳大利亞勞動力市場結構發生變化，曾經被說得輕而易舉的工作——摘水果、打包廠、餐廳後廚——如今競爭都很激烈。背包客之間，反而形成一種彼此擠壓的“互搶崗位”的局面。

瑟瑞娜常見的一幕是：有人花幾千澳元飛來澳大利亞，又用幾周時間找房、找工、安頓下來，幾個月過去，存款卻不增反減。

“這不是個人失敗。它曾經是機會，現在更像一次昂貴的體驗。”

也有人算的是另一筆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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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的客戶中，不少人目標清晰：在澳大利亞盡可能攢下一筆錢，然後回國躺平。

“抽簽機制對全國的人都是比較公平的，尤其是三五線小城市的人。”她解釋。在那裡，生活成本遠低於一線城市，三四十萬元就能買套房子。“在澳大利亞攢的錢，回去全款買房，再開個小店，就可能過一輩子了。”

這些人來自不同地區——中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更多的是男性客戶，在澳大利亞拼命加班送外賣，“working super hard（拼命工作），為了攢彩禮錢，回家結婚、買房。”

在瑟瑞娜看來，打工度假簽證逐漸形成了產業鏈的狀態。有人在裡面找到了商機。他們把自己在澳大利亞送外賣的生活分享到網上，吸引關注，成為網紅，借此發展出新的賺錢途徑——拉人來澳大利亞、協助辦理簽證、辦銀行卡、聯系住宿，靠各種“附加服務”獲利。

“所以現在網絡上的氛圍，都是被篩選過的。”瑟瑞娜說，“很多真實的成本和壓力，都被弱化了。”

早在2019年，海外媒體就記錄下打工度假者在澳大利亞農場的另一面：為了湊齊集簽所需的“88天”，他們在低薪、高強度的體力勞動中被反復消耗。這些經歷，與不少人出發前對“多勞多得”的想象，構成了一種尖銳的反差。

阿德萊德大學（University of Adelaide)的一份研究報告將矛頭指向制度本身：88天的要求通過把簽證這一決定去留的關鍵結果，直接系於工作完成情況之上，使打工度假者在雇傭關系中處於明顯弱勢，也為剝削提供了持續發生的條件。

在劉擁華教授看來，海外的打工生涯無法被浪漫化。“因為這是一場注定沒有未來的冒險。簽證的嚴苛使得他們無法長期留下來；高昂的生活成本使得他們沒辦法實現賺錢的初衷；孤獨的生活使得他們難以融入當地。為了逃離迷茫去往了他鄉，但在他鄉迷茫依然還是迷茫。”

當既有路徑難以抵達青年對未來的預期，當“跳出去”成為少數仍可抓住的選項，跨國流動被賦予了過多期待，也在無形中壓縮了人們對現實成本與困難的想象空間。

它更像是一段被置於制度與市場夾縫中的緩沖區——一個常常被誤認為是出口的地方。

??（應受訪者要求，米婭、陸皓月、陳青青、潘青棠、李雅、何賽、周游、瑟瑞娜為化名）

南方周末記者程海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