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真假莫辨且泛滥的年代,三个基本生存原则

前文说过，在应对虚假信息的研究传统中，批判性思维与媒介素养长期被视为提升公众免疫力的核心策略。这一方法基于一个前提：个体具备识别虚假信息的能力，只要经过适当教育，就能通过审慎判断和证据核查来抵御错误内容。然而，随着大规模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普及，这个前提现在受到了质疑。

核心原因有三。首先，AI内容的拟真度导致其无法被人类凭视觉或语言线索识别。从根本上说，指望人类能可靠地区分由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与人类生成的内容，是不可能的，哪怕经过专门训练。这意味着，依赖个人观察力或怀疑精神的传统媒介素养教育，在这一情境下事实上已变得无效。

其次，我已谈到，人类的注意力与认知资源是稀缺的，而AI虚假信息生产的成本趋近于零，速度却近乎无限。AI时代的虚假信息并非少量异常内容，而是规模化、自动化、持续性的信息洪流，因此指望人们对所看到的每一条信息都进行仔细审查，既不现实，也不公平。在社交媒体的快节奏环境中，借用心理学家卡尼曼的框架，人们的判断主要发生在“系统 1”（快思考）层面，而不是需要时间、动机和认知投入的“系统 2”（慢思考）层面。因此，传统媒介素养教育所假设的“信息消费者有能力进行深度判断”在现实中并不成立。

图注：面对信息洪流，人们不可避免地更多使用“快思考”，图片由AI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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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AI虚假信息越来越多地通过高度情境化与个性化的方式嵌入日常生活。例如，模拟亲属语音的诈骗、基于用户社交图谱生成的个性化政治信息，这类信息并非作为“新闻内容”出现，而是作为“互动情境的一部分”侵入决策过程。这类攻击利用的是信任关系，而非内容本身的特征，因此批判性思维无法轻易“退出情境”进行判断。这实际上揭示了一个重要的社会学事实：虚假信息不再仅仅是内容问题，而是关系问题、结构问题与情境问题。

尽管如此，将媒介素养与批判性思维视为无效并不准确。毋宁说，它们的作用正在发生范式转移：从传统的识别真假转向识别风险、识别操控逻辑以及识别算法结构。这种转变意味着它们不再是AI虚假信息的“第一道防线”，而是嵌入更广泛的结构性治理框架中的必要组成部分。

所以，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批判性思维与媒介素养不敷使用的论点应理解为：问题不在于教育本身，而在于将其错误地当作了唯一或主要的解决方案。在AI深伪时代，仅靠公众教育已远远不够，必须依赖多层机制，包括：可验证的数字水印、平台层级的内容认证、政府的算法透明度要求、社区与组织的预警网络，以及法律层面的责任框架。个人的批判性思维与媒介素养不再承担“不可能的任务”（识别所有AI内容），而是构成系统治理中的“最后一道防线”。

综上所述，我同意传统意义上的批判性思维与媒介素养确实不足以抵御AI时代的虚假信息挑战。但解决方案不是放弃教育，而是将其置于系统性、结构化、技术驱动的治理框架之中，重新定义其功能与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