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致癌的精子,生下200個孩子(圖

2025-12-22 | 來源: 南風窗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在生育率下降、家庭形態變化的背景下，歐洲成為這一產業最活躍的地區之一。越來越多單身女性和同性伴侶，通過捐精與體外受精，進入這一高度制度化、跨國運作的生育體系。

在這套體系下，歐洲精子庫提出的“規模問題”並非沒有根據。目前，並不存在統一的全球標准，用以規范捐精者究竟可以孕育多少後代。各國雖設有各自的限制，但多以本國為邊界制定，標准不一。

歐洲精子庫拒絕提供代號為Donor7069的捐精者所生子女的確切人數/圖源：德國之聲

當精子跨越國界流通時，同一名捐精者的樣本，可以在不同國家被分別使用、分別計入各自的上限之內，卻沒有一個機制，能夠持續追蹤其在全球范圍內的實際使用規模。

從制度角度看，一切似乎都“合規”；但從結果看，風險卻被不斷放大。

與此同時，另一條生育路徑也在悄然生長。

在許多國家，輔助生殖治療費用高昂，公共醫療覆蓋有限，成功率並不穩定。對一些家庭而言，核心問題在於是否負擔得起。當正規體系的門檻不斷抬高，一部分有生育需求的人，開始轉向私人捐精渠道。

在社交平台上，一些Facebook群組由少數頻繁捐贈者主導，向有需求的人提供看似更靈活、更低成本的選擇。照片裡是成功懷孕的分享，帖子裡是對“自然”“高效”的承諾。但多位參與其中的女性描述的，卻是另一幅圖景：金錢勒索、性騷擾、欺騙、漫長的法律糾紛，甚至性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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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捐精群組內部甚至形成了一套約定俗成的術語。“AI”指人工授精，“NI”則意味著發生性行為。多名女性表示，即便最初明確拒絕NI，也會在接觸過程中遭遇持續施壓，甚至被欺騙或強迫。所謂的“選擇權”，在現實中並不對等。

Netflix在2024年推出的紀錄片《擁有1000個孩子的男人》就展示了私人市場的極端性。片中的捐精者在多國同時捐贈，被指系統性隱瞞自己的捐贈規模。紀錄片推測，他可能通過臨床與私人渠道，孕育了多達數千名後代。更令人不安的是，一些“超級捐贈者”公開無視捐贈上限，甚至在未經告知的情況下混合精液，只為“看看誰會成功”。

紀錄片《擁有1000個孩子的男人》截圖

無論是在高度制度化的正規體系中，還是在看似更自由的私人路徑裡，有一個共同點正在浮現：風險並沒有消失，只是被推遲、被轉移——轉移到母親和孩子身上，轉移到未來。

在公共敘事中，私人捐精往往被描繪成一種更“自主”的選擇：女性主動尋找、主動挑選，仿佛掌握了決定權。但現實中的權力結構並不按這種順序分配。

這是一種新的脆弱性，卻也是古老的。

在現有社會結構中，母親往往與孩子的命運被捆綁在一起，而父親則可以脫離身體、脫離關系、脫離後果。當監管長期不足時，跨國精子庫、隱匿身份制度與跨境生育技術，在某種意義上，將這種不對稱延伸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