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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林彪3次"救驾" 毛泽东扭头不认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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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的讲话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会议形势急转直下,批评的“矛头”由原来向上对准党中央和毛泽东,变为向下对准各地的负责人,与会者纷纷就“没有照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于是乎,毛立刻从“包围圈”里解脱出来,不仅不必下“罪己诏”,反而又一次被奉为“英明正确”的领袖,受到来自全国各地的领导干部尤其是基层县官们的“衷心拥护”。在个人崇拜愈演愈烈的情势下,毛的“光辉形象”怎么能“抹黑”呢?林彪的讲话产生“一呼百应”的效应,其实并非因为他的话有多么高的水平和有多么大的号召力,而是因为个人崇拜“化腐朽为神奇”。只不过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也只有“亲密战友”林彪,才能与毛泽东“心有灵犀一点通”。


林彪的讲话可谓说到了毛泽东的“心坎上”,毛顾不得“谦虚”,当场便“大声叫好”,不无兴奋地说道:“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引自逄先知、金冲及着《毛泽东传》下册第119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而且,毛对林的讲话“厚爱有加”,在1962年3月20日再一次“拜读”,并批示田家英、罗瑞卿:“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份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引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62页)毛还当着罗瑞卿的面夸赞林彪,要他“向林彪同志学习”。可见在毛的心目中,林彪是多么难得的“人才”和“知己”。正如毛泽东研究者张素华所评论的:“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大声地为‘三面红旗’辩护,并理直气壮地进行了论述。这样的话,对毛泽东来说,从他人口里讲出来,自然比他自己说要受用的多,这使他多少产生了一丝患难逢知己的感觉。关键时刻是林彪支持了他,是林彪力排众议,站出来为他讲了话。”(引自《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143、145页)

文革林彪再次“临危受命”

林彪第三次为毛泽东“救驾”,发生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际。毛泽东发动“史无前例”的文革,既是“一意孤行”,又是“忽发奇想”,还是“突然袭击”,因此在党内遇到很大阻力,正如“五.一六通知”中所说:“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转引自王年一着《大动乱的年代》第11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下同)尤其是当时处于中央第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对如何开展文革与毛存在很大分歧,毛希望“天下大乱”,因而主张“放手发动群众”,而刘、邓担心搞乱了无法收拾,因而主张文革要在党的领导下有秩序地进行,于是通过派出工作组进行干预。毛此前本来就对刘、邓以及彭真等人表示强烈不满,认为“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声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毛发动文革的初衷就是要摧毁“独立王国”,以防止他一再担心的“中央出修正主义”和“北京发生政变”,可刘、邓等人似乎没有“自知之明”,竟然极力阻扰文革的顺利进行,这当然就更加激起毛的满腔怒火,“他没有预料到‘文化大革命’的‘阻力’如此之大,就下决心把‘文化大革命’扩展到全国各个领域。”王年一披露道:“毛泽东1967年5月与外宾谈话时说到:……我只好将我的看法带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去讨论。通过争论我才得到半数多一点的同意,当时是有很多人仍然不通的。”(参见《大动乱的年代》第61、113、141页)

毛泽东又一次遇到“险情”,而这次比庐山会议彭德怀“逼宫”和“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彭真“发难”更加严重、更加危急。毛的权威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这简直是“孰可忍?孰不可忍!”正如毛在举世闻名的《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所说:“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转引自金春明着《“文化大革命”史稿》第177∼17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又是“围剿”,又是“白色恐怖”,又是“何其毒也”,单从用语来看,毛认为自己的处境是何等“危险”啊!于是,显得“势单力薄”和“寡不敌众”的毛,为了“摆脱险境”和“力挽狂澜”,便又一次向林彪“求救”——在1966年7月底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特意要秘书徐业夫通知正在大连养病的林彪到会。林本没有打算参加这次会议,对毛刻意制造的“紧张气氛”虽然没有预料,但凭他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是完全可以心领神会的。和当年庐山会议一样,林又一次“临危受命”,充当毛的“救兵”,回京的第二天就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高调表态坚决支持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紧接着当毛抛出重磅炸弹《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之后,林在闭幕会上发表讲话为毛摇旗呐喊:“在这次规模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进行的过程中间,发生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几乎扼杀这一个革命,……主席出来扭转了这种局势,使这次文化革命能够重整旗鼓,继续进攻……。”(引自《大动乱的年代》第60页)林彪总是在最关键时刻被毛“重用”,他的态度和立场,象征性地代表着解放军的态度和立场,为毛全面发动文革助了至关重要的一臂之力。《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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