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的"鴉片戰爭",為什麼打疼了洋人

2025-12-08 | 來源: 海邊的西塞羅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從關門海峽的那幾尊炮說起。

關門海峽，即是日本的水陸要沖，也是歷史的集中發生之地，從源平合戰時的壇之浦，到近代簽訂馬關條約的春帆樓，都見證了日本乃至整個東亞格局的巨變，每個學歷史的人走到這裡，都難免感慨萬千。

但今天沒有那麼多時間，我們就講一個關門海峽最不容易被人注意的小點——那些聳立在海峽下關一側，屬於日本幕末時代長州藩的巨炮。

長州藩（今日本山口縣）是日本“尊攘運動”的興起之地，所謂尊攘，也就是春秋中管仲說的尊王攘夷，日本幕末的長州藩士吉田松陰把它借用過來，號召日本武士驅逐打上門來的洋鬼子、重新樹立天皇的權威。

也就是說，這幫人的最初想法，其實和幾十年後義和團運動中喊得“一概洋鬼全殺盡，大清一統萬萬年”有點像，所謂“尊王攘夷”也就是一個與“扶清滅洋”差不多的思想覺悟。

但比較奇怪的時，吉田松陰後來交出來的那些學生，什麼木戶孝允、高杉晉作、伊藤博文這班人，卻都成了推動日本進行明治維新的所謂“維新志士”，而維新的主張恰恰不是排外，而是積極推動向西方學習。

你今天到關門海峽來看，會看到遍地的西洋風建築，有些近代建築特別有意思，明明裡面是榻榻米，外建卻偏要修成純西洋風，或者剛好倒過來，裡面的裝潢是西洋的，但外建還是日本原來的風格，這就是那個時代長州領風氣之先的活化石。

用中國近代史去比較，這就是一幫原本想當義和團的人，後來幹了梁啟超他們的活兒，而且還幹的相當成功。這個急轉彎究竟是怎麼回事兒呢？

這就要從眼前聳立在關門海峽的這幾尊大炮說起了。

1863年，豎起“尊攘”大旗的長州藩幹了一件非常楞的事兒——他們宣布封鎖關門海峽，用大炮轟擊過往的一切西洋船只。西方人一見這幫“尊攘志士”的架勢都震驚了，於是英美法荷組成四國聯軍，派出艦隊浩浩蕩蕩的開到關門海峽，與長州藩展開了數輪對轟。

戰爭的結果當然是沒什麼懸念的，英美法荷這四個國家，基本代表當時世界上海軍實力的最上級。東邪西毒南帝北丐四大高手，合伙對戰一個小小的長州藩，被轟的一塌糊塗那是必然的。

下關戰爭與同年發生的英薩戰爭，基本相當於日本的第一次、第二次鴉片戰爭，長州和薩摩等原本想著尊攘的強藩通過兩場慘敗意識到，夷是攘不了的，不趕緊加速開國向西方全面學習，日本被夷給攘了、甚至骨灰都給你揚了，倒是早晚一定會發生的事情。

於是長州、薩摩等藩從最初的尊王攘夷、迅速將立場轉變為倒幕開國和倒幕維新，日本全面向西方學習的近代化之路就此隆隆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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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裡面有另一個有趣的問題，長州藩自己要變當然好變，大英帝國這剛跟長州幹過架、怎麼就迅速決定化敵為友，接受長州藩的主動靠攏，支持他們倒幕呢？

這裡面一個原因是因為法國當時在全球跟英國較勁，法國當時支持幕府（其實鴉片戰爭後，法國還嘗試過私下和大清接觸，只不過大清當時還“沒睡醒”，拒絕掉了），那英國當然要支持倒幕運動。

但還有另外一個原因，是我到了關門海峽，看到這些炮後才感受到的——那就是英國這兩仗雖然贏了，但可能真的也被長州、薩摩打疼了。英國人意識到長州、薩摩是盟友上的“可造之才”，打得狠、學得快，支持他們倒幕，在日本建立親英政權很可能會成功。

那麼長州藩的整個面子是怎麼“掙來”的呢？你看一下海峽邊的那些大炮就知道了。它們其實非常先進，火炮下有可調節射角和射距的扭輪，火炮下方的旋轉輪則可以調整射擊方向，這是後拿破侖戰爭時代才在歐洲廣泛使用的技術。但當時嘴上喊著尊攘的長州藩已經悄悄從唯一長期與鎖國日本接觸的荷蘭那裡學來、並用上了。

而做個對比，幾十年前的鴉片戰爭中，大清用的火炮是落後了西方近兩百年的明末清初時的火炮技術，虎門炮台遺址的那些炮我也都看過，它們別說調節射角射距離了，連射擊方向都沒有辦法輕易改變，仗打起來之後真的純應付差事。

所以與鴉片戰爭中雙方武器差距懸殊，英國損失甚微不同，下關戰爭和英薩戰爭中尊攘各藩和英國人在軍事兵器上的差距其實時較小的，真正讓薩長兩藩輸掉戰爭的、除了武器，還有更“軟性”卻又更深度的東西，比如聯軍的軍隊編制、後勤供給等等。

這也讓日本的維新志士從尊攘轉向維新那一刻起，就知道日本比西方落後的，不僅僅是器物上的差距。所以明治維新比同時起步的洋務運動，從一開始在認識上就快了整整一拍——對西洋火器的學習和緊追，他們在維新之前就已經在做了。難怪雙方會拉開差距。

可是我們再更深的問一層，為什麼長州薩摩等藩會對西洋火器的學習，從一開始就如此敏感呢？

我覺得很簡單——自己買賣才自己當心。

日本開國前的政治體制，是一個“將軍-大名”的封建藩國體系，它和同時代大清搞得大一統官僚制是很不一樣的。大名們對待自己的封地是真的上心，有先進武器趕緊從荷蘭學來，給藩軍們配備上使用，這是他們的本能。而當洋人打上門，看到自己苦心經營的稅源城下町被炸成一片廢墟，那也是真肉疼。

但同時代的大清就不一樣了，帝制體系下的官僚們本質上並不對下負責、而只對上負責。一個地方官如果想要啟奏皇帝申請加強自己手上的軍備、從外國引進新技術，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一口氣打到北京、把皇帝驚到之前，是不可能成功的，皇帝反而要懷疑你是否裡通外國、意圖謀反。

相反，地方官僚反而有向上瞞騙皇帝，討其開心的動機——反正我是流官，這一任期幹完、我拍拍屁股走了，當地是否兵連禍結、民生凋敝和我又有什麼關系。

所以整個第一次鴉片戰爭，道光皇帝的反應其實一直很有意思——他其實始終沒搞清楚戰爭究竟進行到哪一步了，因為很多地方官員都在向他報告，雙方交火一陣之後，英夷船艦怎麼“遁走”了。道光就沒覺得自己徹底輸掉過戰爭。

“覽奏，甚為憤怒，小屈之後必有大伸。”——這是道光被迫簽了《南京條約》之後的表態，道光皇帝其實到死都生活在被皇權編織的信息繭房中，沒搞清楚過東西方當時的差距，還以為戰爭輸了僅僅是幾個大臣辦事不利，一不留神讓洋夷“稱了奸計”而已。

這跟長州藩的“攘夷”派們眼見著自己怎麼被轟成孫子，完全是兩個觀感。

所以中國近代歷史上轉型的緩慢，說到底其實也是兩千年的帝制大一統所必然帶來的神經遲緩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