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公安部長神秘死亡周恩來下令徹查到底

2025-12-05 | 來源: 李海文黨史博覽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公安部長死在地下管道內

1973年10月22日下午1時許，華國鋒突然接到通知，馬上到國務院會議廳開會。而周恩來召開會議一般在下午3時左右，出了什麼事?華國鋒快步趕到會議廳。

周恩來到沈陽和秘密來訪的金日成會談結束後，剛飛回北京，即召開會議，可見事情的緊急。參加會議的有李先念、紀登奎、汪東興、吳德，還有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公安部副部長於桑、北京市公安局局長劉傳新等人。周恩來宣布開會後，告知了一個驚人的消息——公安部部長李震突然死亡，中午在機關大院一個地下管道內屍體被發現!

當時，隨著“批林整風”運動的展開與深入，周恩來處境艱難，和“四人幫”的斗爭日趨激烈。國務院的部長突然死亡，雪上加霜，斗爭形勢更加詭異， “四人幫”則借機生事，周恩來的壓力可想而知。只有迅速查明真相，平息各方爭論，才能穩住局勢。

會議開了兩個小時，周恩來決定由於桑、吳忠、楊俊生、楊德中、劉傳新成立破案組，從外地調來技術人員調查死因。23日下午3時，周恩來將公安部核心小組成員叫到國務院會議廳開會，聽取大家的看法。周恩來說：由華國鋒負責李震案破案工作，紀登奎、吳德協助，重大問題報政治局解決。這是中共十大後周恩來直接交給華國鋒的一項任務，表明對他的信任和倚重。在此之前，王洪文、張春橋、李先念、紀登奎、汪東興過問公安部工作，華國鋒從未參與其中。周恩來認為華國鋒與公安部沒有任何關系，沒有框框束縛，比較超脫，而且做事穩妥、不跟風、有主見、可靠。同時，毛澤東信任華國鋒，讓華國鋒負責，對工作的開展有利。

此外，周恩來指定破案組增加公安部核心小組成員張其瑞(造反派成員)、中央組織部部長郭玉峰、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田維新。周恩來說，公安部核心小組要同心協力配合破案工作，主要是在部內發動群眾提供線索。

會議剛開完，周恩來、華國鋒、紀登奎、吳德就趕到人民大會堂，出席晚上9時30分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四人幫”在會上大叫李震之死是階級敵人謀殺，要追查凶手。會後，周恩來寫信將李震之死和政治局會議的情況報告了毛澤東。

24日下午6時，毛澤東召集周恩來等政治局成員開會。晚9點，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繼續研究關於李震之死的問題。

破案組作出結論：李震是自殺

當時，林彪、江青為了奪權，就要徹底否定人民的專政機關——公檢法。1967年8月，公安部部長謝富治公然提出“砸爛公檢法”的口號，並割斷公安部與各省、市、自治區公安廳、局的關系。公安機關受到極大的沖擊，陷於癱瘓。公安部更是重災區，許多人被批判、被打倒、被關押，工作陷於停頓。在極端混亂的情況下，中共中央、國務院從軍隊抽調32名軍、師、團級幹部到公安部掌握部、局兩級的領導權，實際上是徹底改組公安部領導班子，實行不叫軍管的軍管。公安部成立了以謝富治為首的領導小組，主持部機關的“斗、批、改”運動，任命沈陽軍區副政委李震為公安部常務副部長，二十一軍政委施義之為政治部主任。

1970年春謝富治因癌症住院，中央在6月任命李震為公安部革委會主任(對外稱部長)、黨的核心小組組長。在中共九大、十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

謝富治

1969年初，在所謂機構改革中，公安部由1200人減至100人左右。後來，除留下40個造反派成員外，其余幹部包括副部長於桑、劉復之連同家屬在內，春節後一律送到黑龍江筆架山農場和湖北沙洋農場(幹校)勞動。

1970年，於桑、劉復之回到北京參加公安部核心小組工作。於桑，16歲參加紅軍，19歲入黨，在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他性格內向，但在工作中卻是一個敢於講話、敢於負責的幹部。劉復之， 20歲參加革命，21歲加入中國共產黨，多年掌握著公安部的中樞，有主見、有頭腦，性格開朗，含而不露。

“九一三”事件後，公安部開展“批林整風”運動，多次召開核心小組會議聽取幹部群眾對這幾年工作的意見。會上，於桑說:“我今天有意見，以後還是有意見的。”他說:“鍾不敲不響，話不說不明。”動員大家提意見時，劉復之和於桑的看法一致。群眾提的意見集中在這幾個方面:“砸爛公檢法”;下放到 “五七”幹校;黨的優良傳統被破壞;“文革”以來社會治安發案率高，破案率低，等等。

但這些意見並未得到軍隊幹部和造反派的認同，他們反而指責於桑、劉復之帶頭“算舊賬”。“算舊賬”就是要否定 “文化大革命”，這樣就造成了公安部的造反派、軍隊幹部與公安部老幹部之間的矛盾。1972年底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區撤銷“三支兩軍”後，大部分部隊幹部都回到了部隊，但公安部沒有宣布過軍管，軍隊幹部基本沒有走。1972年冬召開的第十六次全國公安工作會議上，有人反 “算舊賬”，批評於桑、劉復之，在准備起草給中央的報告中寫道:“‘算舊賬’有損於文化大革命，有損於毛主席。”但由於於桑堅決反對，核心小組對此爭持不下，向中央的報告遲遲未能定稿。

1973年10月，李震將出差的於桑、劉復之叫回來，20日開會。會上，李震說:“算舊賬” 的事要收收口。於桑和曾威雙方拍了桌子，不歡而散。星期一繼續開會，就是不見李震，一開始以為他到周總理那裡去了，到處打電話找。中午，兩名工人在公安部機關大院東南角的地下熱力管道內發現了李震的屍體，正好謝富治的夫人劉湘屏回家(住在公安部大院內)碰上，馬上叫人通知核心小組。施義之、於桑、曾威、劉復之等都趕了過來，劉湘屏要於桑和曾威下去看現場。李震半躺半跪在地下通道裡，脖子上勒有繩子，吊在管道上。估計是21日深夜死的，口袋裡裝有安眠藥。

22日開始，於桑組織技術人員，經過三天的調查，作出結論: 李震是自殺。他實事求是，如實報告。在復雜的政治環境下，這份報告引起一些人的強烈不滿，給他招來了“牢獄”之災。

結論引發不滿，於、劉招來“牢獄”之災

劉湘屏（謝富治的妻子）

這裡不得不提到劉湘屏。她原是第八機械工業部一名局級幹部，1970年6月被提為第一機械工業部革委會副主任(八機部和一機部合並)，1973年7月至1976年10月任衛生部部長、革委會主任、黨的核心小組組長。在中共十大，她當選為中央委員。抗日戰爭時期，劉湘屏和李震同在太行地區工作，李震死前幾天還到過她家，他們相當熟悉。周恩來召開會議，研究公安部的問題，她極力說於桑處理得不對，說於桑是老公安，明知故犯，破壞了現場。她認為李震是“他人謀殺”，於桑、劉復之就是後台。

周恩來對李震印象不錯，李震之死給他的壓力很大，他說: 李震在政治上中央是信任的，工作上中央是支持的，家庭生活是和睦的，沒有自殺的因素。拘泥於“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思路，認為他死於中共十大之後、四屆全國人大之前，考慮問題要深些。

10月25日晚，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召開政治局會議，公安部核心小組成員參加，於桑、劉復之一進入人民大會堂就被抓了起來。周恩來宣布撤銷於桑破案組組長的職務，將於桑、劉復之及參與調查的人隔離審查。同時，周恩來決定進行保護性審查，沒有關在秦城監獄，而是關在交通幹校，任何人不准提審於桑、劉復之等人，這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他們。其間只是派人問過於桑:“你說李震是自殺，有什麼根據?”

周恩來在會上宣布施義之為核心小組負責人，並決定破案組由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負責，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中央組織部部長郭玉峰，公安部核心小組負責人施義之、張其瑞(造反派、核心小組成員)，劉湘屏、劉傳新及衛戍區副政委鄒平光參加，限期破案。涉及公安部內部的由公安部查，涉及部外的由北京市公安局查。同時決定公安部進行關門動員整頓。27日，周恩來又一次書面報告毛澤東，匯報李案詳情及政治局會議情況。27日晚7時，毛澤東再次召開會議，研究李震事件。

造反派、軍隊幹部咬住是 “他殺”不放，大有“不破此案，絕不罷休”的架勢。在公安部，他們逐人排查，凡是這幾天見過、找過李震或李震秘書的，都要說清楚李震死的前五天到哪裡去了、做了什麼、與哪些人接觸過，並要找到證人。發現有可疑現象要追查後台，就是不住在部裡的老幹部也成了懷疑對象，他們雖沒有作案的可能，但有後台之嫌。對可疑之人要當堂對質。追查的范圍越來越廣，涉及116名機關幹部職工，人人自危，機關工作基本上陷於停頓。但案件查來查去，卻查不出“他殺”的證據，找不到凶手。

“造反派再厲害，也要實事求是”

華國鋒親自到現場察看，掌握第一手材料。從公安部到政治局存在截然相反的看法，只有調查研究，才能實事求是地作出結論。現場並沒有像劉湘屏所說的那樣遭到破壞，進去就是台階，只有李震一個人的腳印。辦案人員的腳印都可以核對出來，看得清清楚楚。那個地方很狹小，他殺是不可能的，也沒有其他人的腳印。也有人說李震是在5號樓被打死後送到那個管道裡的。

華國鋒如實向周恩來報告，引起周恩來的重視。周恩來指示從北京、廣州、上海、天津等地公安局調來技術人員進行偵破。沒有告訴專家們死者是誰，而大家一致判定是自殺。1973年11月8日夜，周恩來找到劉湘屏和著名醫學專家吳階平、吳蔚然談話，並請吳階平解剖李震屍體。劉湘屏認為李震是“他殺”，讓她參與其中既在情理之中，也便於她的思想轉變。

於桑、劉復之被關在交通幹校，由北京衛戍區管理。因劉復之是華僑，有人說他是“特務”，“裡通外國”，這樣牽涉的人就很多，他的家屬和親戚14人被隔離。其中有一對夫婦在天津，華國鋒將天津市領導解學恭、王曼恬找來，親自審問劉的親戚後，如實向周恩來報告，劉復之沒有裡通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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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國鋒認為在案子審查清楚之前，不能牽連孩子。他告訴總政治部負責人，部隊不要讓孩子們退伍、轉業。但此事震動京城，於桑的孩子多在北京附近當兵。通知還沒有發下去，部隊已作了退伍處理。劉復之的女兒劉紅燕遠在福建，部隊接到通知，既沒有讓她退伍，也不讓回京探親，用這種措施保護了她。

華國鋒後來回憶說:劉湘屏、公安部造反派、一些軍隊幹部可厲害了。但是，再厲害，我也要實事求是，只能以事實為根據。為了說服他們，光化驗血就不知化驗了多少次，都證明李吃進的安眠藥和地上掉的安眠藥是完全一樣的。

華國鋒多次在國務院會議廳召開會議，耐心地聽取各方面的意見，並請其他部、委負責人參加。華國鋒為了聽清每個人的發言，誰發言他就站在誰的後面聽。而他們始終就是那幾條意見，拿不出“他殺” 的證據。

但是，找不出李震自殺的原因，就難以說服對方。是不是有凶手，只有在一一排查後才能下結論。另外，造反派、軍隊幹部勁頭那麼大，運動起來了也不是隨便能停的，因此公安部內部的清查仍在進行。沒有停止公安內部的清查還有一個更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中共十大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一口咬定是“他殺”。他想插手此事，專門去了公安部，發現李震上吊的繩子打上了一個結，就老講打結如何如何。李震上吊的繩子是從辦公室窗簾繩上剪下來的，他就抓住大做文章。華國鋒後來談到王洪文當年的表現用了四個字: “實在幼稚。”

“四人幫”深知公安部掌管著專政大權，是國家的重要部門，早就想插手，既可名正言順地安插人，又可打擊周恩來。王洪文出於政治考慮，一味地支持造反派。他既不懂技術偵查，又不明事理，不斷制造事端，為搞清問題增加了許多困難。王洪文見案子拖下來，遲遲沒有按照他的預想找到凶手，不甘心，准備指定中央委員祝家耀為公安部黨的核心小組副組長。但周恩來不能讓“四人幫”控制公安部，他在11月14、15日研究公安部事項的政治局會議上針鋒相對地說: 調去的同志都不熟悉地方工作，我看還是讓楊貴去吧。王洪文不得不同意。但李震死亡的原因有爭議，結論定不下來，問題不能妥善解決，一直是壓在周恩來心頭的一塊石頭。

他殺證據一一被否，確認李震是自殺

這個楊貴為何許人?他1942年參加革命，1943年入黨，1954年任河南林縣縣委書記，1965年任安陽地委副書記兼林縣縣委第一書記。1960年在國家經濟最困難時期領導林縣人民修建紅旗渠。1968年楊貴進入林縣革委會，後任洛陽地委副書記、河南省委常委，在十大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

周恩來提起楊貴的名字是有原因的。他在1973年10月6日接見中央讀書班第二期全體學員時，楊貴的資歷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會後，周恩來還向紀登奎了解楊貴的情況。於是當王洪文提出祝家耀時，周恩來馬上提出了楊貴。

11月17日下午，華國鋒找楊貴談話:“對於李震之死，公安部說法不一，有些人說是他殺，也有人說是自殺。現在還沒有發現李震有什麼問題。他為什麼會自殺呢?問題還沒有弄清楚。李震死後，於桑、劉復之這兩位副部長以及李震的秘書等十幾位同志被保護性地隔離審查，要很快將問題搞清楚。你明天就去公安部報到。”楊貴是候補中央委員，到公安部任黨的核心小組副組長，卻排在中央委員祝家耀的前面，這是周恩來、華國鋒的有意安排。此舉引起王洪文、祝家耀的不滿，但是周恩來主持政治局工作，他們無可奈何。

楊貴、祝家耀參加了破案組工作。破案組由吳忠、羅青長、郭玉峰、施義之、祝家耀、張其瑞、劉湘屏、劉傳新、鄒平光、楊貴等10人組成，仍由吳忠負責，經常在北京衛戍區召開會議。

王洪文通過祝家耀、徐海濤之口說出自己的看法:“能定他殺就定他殺。定不了他殺，就拖它三五年。否則，公安部右的勢力又該活躍了。”他們是從派性斗爭出發，根本不遵循實事求是的原則。祝家耀來後能直通王洪文，明目張膽支持“他殺”的觀點，使問題更加復雜，確定自殺更加困難。

毛澤東一直很重視公安部的事情，聽了周恩來的匯報後，說:“為什麼要殺人呢?要調查研究。”他列舉了明代發生的三大疑案，拿出《明史通俗演義》送給周恩來，請他轉交華國鋒，要他們讀第80回到第82回。這三回講的是明朝末年發生在宮廷內的三個案子，這三個案子一直沒有查清，成為宮廷斗爭的話柄。

1973年12月初，華國鋒召開破案小組會議，要公安部黨的核心小組全體成員列席。華國鋒在會上說:“沒有調查研究說李震是自殺是錯誤的，不調查研究說是他殺也是不對的，結論應該在調查研究之後。”建議他們看毛主席所說的明代三大疑案。

華國鋒明確了有“自殺” “他殺”兩種可能。吳忠在衛戍區召開破案組會議，鼓勵大家發言。這樣慢慢地，大家才敢談論自殺的根據，楊貴的工作也順利多了。為了說服對方，按照華國鋒的指示，楊貴將“他殺”的根據一個一個地排查否定，最後查明就是自殺。於桑、劉復之的結論是對的。

1974年1月初，吳忠領導的破案組在事實面前，確認李震是自殺。既然是自殺，與於桑、劉復之無關，那就應放人。祝家耀、徐海濤反對，稱於、劉有 “算舊賬”的錯誤，不能放他們出來。

華國鋒堅持中央的指示必須執行，核心小組只好決定分兩步向下傳達，先講存在他殺與自殺兩種可能，然後再講是自殺。華國鋒知道能讓他們轉彎已很不容易，便同意核心小組的意見，先召開大組(即相當於“文革”前的局級)和處長以上的幹部會議。核心小組的成員最終同意自殺一說，但是祝家耀及一些部隊幹部心裡並不服氣。部裡的清查必須結束，而且越早越好。這個擔子最後落在楊貴的身上。楊貴在幹部大會上傳達了破案組的結論，並代表核心小組承擔了前段審查的責任。楊貴講話後，解放了絕大部分審查、受牽連的幹部，公安部內的氣氛逐漸和緩，正常的業務工作慢慢開展起來。

會議宣布李震是自殺後，公安部內部沒有再生事端。

華國鋒建議：自殺，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

1974年1月10日下午，周恩來約華國鋒、吳德、吳忠和破案組的人談話。華國鋒向周恩來建議，既然於桑與此無關，應放出來。周恩來同意後，第二天，華國鋒到衛戍區召開破案組和公安部黨的核心小組會議。他在會上宣布:“經調查，李震的死與於桑無關，解除對於桑的審查。劉復之不能放，繼續審查。”劉復之是華僑，放他在當時遇到的阻力很大，事情只能一步一步來。華國鋒當場要公安部黨的核心小組的人員表態。他先問核心小組的負責人施義之。施是從部隊來的，老同志比造反派遵守紀律。施說:“中央站得高，看得全面，我沒意見，堅決執行，但要給點時間做思想工作。”華國鋒緊跟了一句:“給你一周時間。”隨後又說:“你和吳忠一起接於桑出來。”由於於桑的家就在公安部院裡，為了便於核心小組做善後工作，大家商定於桑出來後，先在萬壽路招待所住幾天。

13日，吳忠、施義之將於桑接回來，並給他看了周恩來批准的報告。這時，於桑被關了近3個月。於桑回部裡作了檢查，那些人仍不放過他，大會小會讓他檢查。但是他恢復了工作，周恩來指示，他仍為黨的核心小組副組長，官復原職。周恩來承認自己當初也搞錯了，表示道歉。

劉復之被多關了幾個月，但是也查不出什麼問題，他們只好同意放人。1974年底，華國鋒做通了吳忠的工作，由吳忠出面在破案組提出了應解除對劉復之的審查。理由是:隔離久了對他身體不利。華國鋒為了不授人以柄，減少阻力，說:解除保護審查後，安排回家，暫時不恢復工作。其實這都是經過毛澤東、周恩來批准的。周恩來一直很關心這些人的政治生命和身體健康。1975年1月，劉復之被放出來，已被關了15個月。他回來後，公安部內的軍隊幹部、造反派仍不放過他，批判他，一直到粉碎 “四人幫”後才停止。

1974年1月中旬，全國發動了“批林批孔”運動，“四人幫”在“批林批孔”中加上批判周公(影射周恩來)，不少地方開始明裡暗裡批周恩來。華國鋒告誡施義之:“下面反映來的情況，除了反對毛主席外，反對任何人都不要表態。”不讓他們跟著反周恩來。

華國鋒向周恩來匯報，李震是自殺，也建議作一結論:“自殺，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3月3日，周恩來在國務院會議廳召集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劉湘屏開會，由華國鋒匯報。劉湘屏堅持自己的意見，但拿不出“他殺”的證據。這次會議從晚上7點一直開到10點多，為了緩和氣氛，會議中間看了半個小時的電影《計劃生育》。劉是衛生部長，看這個電影也在她的業務范圍之內，可見周恩來用心良苦。周恩來很慎重，又到人民大會堂召開政治局會議，取得了一致意見，否則江青這些人鬧起來，也辦不成。

為了做公安部軍隊幹部的工作，3月22日晚9時在國務院會議廳，周恩來、華國鋒、紀登奎一起找施義之談話，周恩來親自做他的工作。此時，距案發已過去了5個月。

然而，劉湘屏和公安部的一些人仍不死心，又堅持認為李是被逼而死，一直不同意自殺的說法，因此李震是自殺、“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結論就沒有作成，直到1977年底召開的第十七次全國公安會議上才宣布:李震是畏罪自殺。1977年9月12日，公安部黨組向中央報送了《關於將在我部工作的軍隊幹部調回部隊的請求報告》，很快中央就批准了。

劉湘屏不僅插手公安部的事，在衛生部也是執行“四人幫”的那一套。粉碎“四人幫” 後，中央很快撤銷了她的衛生部部長一職。

華國鋒後來回憶：毛主席批評專案組是抓螞蟻，沒有螞蟻時，什麼也看不見；看見了，什麼都是螞蟻。當時，既然成立了專案組，專案組就得搞出名堂來，搞不出來，江青就施加壓力。江青施加的壓力可大了，扣帽子、處分、撤職、打倒、下幹校、關監獄。這麼一來，專案組的逼、供、信就用上了，假的東西就出來了，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錯案。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勞民傷財不說，更重要的是傷害了同志，冤枉了好人，影響團結; 特別是破壞了黨的實事求是的傳統，破壞了民主、講道理的作風。

華國鋒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說:以後不允許成立專案組，這點已寫進三中全會的公報裡。會議認為，過去那種脫離黨和群眾的監督，設立專案機構審查幹部的方式，弊病極大，必須永遠廢止。

摘編自2013年10期《黨史博覽》，原標題為《華國鋒奉周恩來之命調查李震事件》，作者李海文。內容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