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晨光（邱会作次子）:我为什么永远感激胡耀邦

邱会作

01

事情要从1978年说起。

1971 年“九一三事件”以后我因父亲邱会作受到株连，在广东的部队度过了几年不自由的生活，1978年夏天叫我转业离开军队。按国家“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政策，我可以回北京。但是上级通知，不准备那样安排我，并解释说，只是因为名额太少，但我可以回爱人的家。我爱人家在江苏无锡。

邱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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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回北京，我的家人亲友多在那儿，是家乡，但我预感到期望是徒劳的。这些年来组织上对我的“安排”，事先都有周密的考虑，凡是有利的事，不会落到我的头上，而伤害我的事，都被说成是组织的“关怀”。这让我想起了这些年来我的经历：

1971 年10月初，我被抓起来，押到广州去办“学习班”，接受审问和批判。陪同外宾到访广州的周恩来总理知道了此事，说“要一视同仁，不要搞株连”，我才回到部队并“恢复工作”，在外表上看起来的“正常”工作和生活之外，多了两条：一是按月有情况报告由保卫部门上送，二是没有让我离开过部队，也不许外边的人来找。

1974年全国“批林批孔批周公”时，广州军区掀起了抓“林彪死党”的风暴，军区党委常委绝大多数人被揪，我也受到无辜的指责被关押了十个月。后来中央进行了纠偏，不允许打击面太宽，我才被释放了出来。

1975年我利用假期到河北农村看孤身一人被搞到乡下的才十六岁的妹妹，1978年到陕西大荔县看了正在那里监督劳动的近六十岁的老母亲，这些本是人之常情，可是反映到了部队，都受到严厉批评并警告“下不为例”。

我想这次如果能回到江苏无锡，可以让我爱人与她的家人团圆。她受我的株连被部队处理复员，不许回原籍无锡，而是被“安排”到了苏北江都县，这次她可以按家属的身份随我转回家。想到这些，我被迫答应了不回北京，唯一要求是，先回一次北京。因为我在部队除了军人日常生活的用品之外，作为家的用物，我一无所有。今后我不再过军旅生活，要到地方安一个家，总得到家里拿一些个人用品吧，如被子、床单等都要布票，别人结婚都是家里凑起来的，而我没有。

部队批准了我的要求，因为其他转业干部也都批了假，有条件的可以与地方通融、安排的好一点，有的就是回去休息一下、作点搬家的准备。

1971 年“九一三”时我家被抄了封了，于是我向上面写了报告。久等之后得到批复，是汪东兴批的。我到自己家里拿几件衣服被子，居然要中央批准，感到疑惑，后来才知道，汪东兴主管中央专案，办案人怕我从家里把什么东西拿出去，有碍于他们继续侦察破案，并不情愿。02我到了北京遇到了麻烦，全家的东西早就被总后专案组查封了。他们不肯给，说是虽然上面批了，但什么东西可以拿，什么不可以拿；是一次性全部给我，还是分批分期地给，他们要具体请示，这明明是刁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