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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凯和我——杨小凯妻子吴小娟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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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我们全家都拿到澳洲的护照,小凯带着我们一家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我们便籍助这个机会,十年里全家第一次回到中国,看望小凯的父亲。爷爷第一次看到孙子,高兴得都合不上嘴。我们在香港只呆了半年,很快又回到墨尔本。小凯在香港所挣的钱买了股票,因公司倒闭全部亏光。从那以后,我们总结了两条“经验”:第一不能去香港,因为香港的钱留不下来;第二以后必须由太太掌管钱。


1994年初,我们又去了美国中部,小凯到那里任教。他每月都到美国各地大学演讲,到每个地方宣扬他的经济学思想。这时我又怀了老三。小凯去演讲,孩子们去上学,我在家昏睡。当时我们很矛盾,到底要不要这个孩子?小凯说,你做决定,我都支持。最后,我们的决定还是生下孩子。半年后,我们从美国回到墨尔本。1994年11月5日,泽华出生,全家都非常高兴。生完孩子回家后,我带着三个孩子在家坐月子,小凯便去台大经济系三个月。

1995年2月,小凯回来,在Burwood买了一块地,准备建房子。由于经济上的压力,泽华刚满四个月,我就在一家公司找到工作,泽华送到鹤□妈妈的家里。那时,送孩子来回每天需3-4个小时,白天又要上8个小时的班,晚上还要准备晚饭,生活实在是很辛苦。1995年10月,小凯的爸爸和哥哥来澳大利亚,住上我们的新房,共用天伦之乐。圣诞节时,他的妹妹带着一家从加拿大来探望父亲,这是我们一家相聚人数最多的一次,也是小凯和他父亲最为高兴的时候。


1997年底,小凯决定去哈佛两年,顺便去德国波恩大学。由于我不愿放弃我的工作,所以我决定带着三个孩子留在墨尔本。1998年7月小凯回来将全家接到哈佛,我也把工作辞了。

哈佛后,小凯拼命写他的经济学着作,《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Economics:New Classical Versus Neoclassical Frameworks),是他第二本英文着作。很快又写了《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ivision of Labor)。两年时间里他完成了两部着作。

1999年夏天,全家从美国欧洲。小凯带着一家人住在荷兰Tilburg的一个郊外,租了一辆小汽车,在欧洲国家玩了一大圈子。我们去了法国英国德国、奥地利,玩了一个月。

每当小凯带我们外出,他总是非常高兴,特别是看到孩子们玩得很开心的时候,他比任何人还高兴。由于小孩要上学,我带孩子回墨尔本,小凯仍旧留在哈佛,完成他最后半年的研究。


就在我刚回到墨尔本不久,从中国得到消息,我妈妈过世了。我每天在家哭泣,可是又没法回去,准备年底先到北大与小凯会合,再回家处理妈妈的后事。正在伤心时,11月,发现我们的女儿小溪有脑瘤,当时小凯正在从美国到北大教书的路上。我们安排了小溪做手术的时间,小凯12月18日从北京赶回,小溪12月20日做手术,我们便在医院里过了圣诞节。这时,莫纳什大学打电话告诉小凯,小凯被升为讲座教授。小凯放下电话后,长叹一声说,这个教授的位置也救不了我的女儿。

小溪手术过程中,我在医院陪她,小凯在家照顾两个男孩。为了小溪,小凯到处寻找牧师为小溪祈祷。小溪出院不久,便碰到远志明来澳洲传教。通过朋友将远志明请到我们家里,替小溪祷告。当时祷告的非常好,远志明跟我们说,三个月后小溪的脑瘤就会完全没有了。我们简直都不敢相信,因为医生说手术的时候留了靠近脑细胞的瘤子的一部分,要做放疗才能去掉。三个月以后,医院已经给小溪安排了放疗的医生,小溪做了核磁共振,发现脑瘤已经不在那里了,所以不用再做放疗,我们这才相信神已经把她的瘤子拿走了。我们全家非常感谢上帝。尽管小溪没有做放疗,手术后,小溪不能走路。我们每天在医院里训练她走路,再接她到学校上学,准备上大学的考试。这样持续了六个月。

小凯生病了


2000年4月,我带着两个小孩回中国处理我妈妈的后事。刚埋了妈妈的骨灰,我爸爸又得了肺癌。由于这些压力,我在中国发高烧,大病了一场。

处理完我家的事后,我住在小凯父亲家。他说听很多人说小凯很有可能得诺贝尔奖.我当时对他说,诺贝尔奖现在不重要,小凯的身体健康是第一重要.我说小凯已有五十岁了,不必再辛苦了。他爸爸听了以后,认为有道理。有一天,小凯打电话给爸爸。爸爸对小凯说,不要太辛苦了,身体健康是第一重要。后来小凯说,爸爸讲这话的语气和以前不太一样。

听了爸爸讲这种话后,小凯心里满高兴的。自此以后,我才知道小凯对他父亲的每一句话都是很认真听的,他真是个孝子。

2000年11月,我和泽华陪小凯又去北大、复旦等大学讲课,也去了香港。那时,我发现小凯的身体不太好了,一讲话就咳嗽。什么样的药物都无法停止咳嗽。回来做X光检查,发现右肺的上角有影子,以为是以前肺结核钙化留下来的,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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