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獄法》首次大修:一場現實問題倒逼的改革

2025-12-02 | 來源: 水瓶紀元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徐凱認為，這種“不得不加分析”的措辭，給了執行端過大的自由裁量空間，也讓新法的落實存在不確定性。

“這是理念問題，”王飛總結道，“很多監獄仍然把‘認罪’當作管理目標，但認罪不是服從，認罪也不該成為改造的唯一標准。”

除了申訴層面，對與申訴權密切相關的“會見制度”，《監獄法》草案也作出了調整。

草案中規定，服刑者有權“與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委托或者法律援助機構指派的律師會見”。與此同時，會見、通話的范圍被擴大至經監獄長批准的“有利於罪犯改造的其他人員”。

北京西城區一所看守所內，一名在押人員正在與律師會面。無論是在看守所還是在監獄，許多律師都曾經歷“會見難”的情況。（圖_網絡）

許多律師都曾經歷會見被延擱的情況。魏敬說，按司法部規定，只要律師提供三項材料——律師證、律所證明、委托書，監獄就應在48小時內安排會見。但實際上，48小時只是訂立在紙上的參考而已，“拖上個幾天很正常，更多的幾個月也有可能。”

魏敬私下了解過原因，一方面是監獄人手不夠；另一方面可能是當事人涉及敏感案件，比如有過上訪、維權的經歷，或是在獄中持續不斷申訴，被判定為“不服從管教”，獄方就會變相延遲審核會見的周期。

王飛則告訴水瓶紀元，他會見在西藏某監獄服刑的當事人的申請，曾被整整拖了八個月。而有時即便會見得以實現，對話的過程會被層層加碼，有一次會見前他曾被獄方要求提供“會見提綱”。

王飛認為，草案的出現是積極信號，但“修法之後，如何落實執行，才是最難的一步。”

新的模糊邊界

在一些法律界人士看來，《監獄法》修訂草案的一個令人爭議之處，在於生成了新的模糊邊界。

現行《監獄法》第47條規定：“罪犯在服刑期間可以與他人通信，但是來往信件應當經過監獄檢查。監獄發現有礙罪犯改造內容的信件，可以扣留。罪犯寫給監獄的上級機關和司法機關的信件，不受檢查。”然而，“有礙改造”該如何理解，具體內容又該如何劃定，現行法律並未明確劃定。

以羅惘的實操經驗來看，雖然沒有具體規定，但“有礙改造”是一分為二的。

明面上指的是“不服罪”。他和同事們的操作是，如果信件中有寫到讓家屬幫忙找律師辯護，則會直接劃叉，再統一交到負責收寄信的辦公處。大部分情況下，這些信件會被投入垃圾桶中。

而藏在暗處的辨別方式是：“我覺得這裡不好”。羅惘記得，有服刑者在一封信裡寫了很多自己在監獄吃的苦，被關禁閉，為了減刑不停加班換工時積分，還提到在監獄被獄警欺負。

“這樣的內容肯定不能出去。”羅惘說，萬一惹了事，家屬舉報，大家都麻煩。

《監獄法》修訂草案針對上述現實問題作出了調整。第六十七條明確指出：“監獄應當依法保障罪犯的通信權利。罪犯在服刑期間可以與他人通信，但是來往信件應當經過安全檢查。發現涉嫌危害國家安全或者犯罪活動的信件，應當扣留並依法作出處理。”

但魏敬的疑問是，和“有礙改造”類似，“危害國家安全”這一表述該由誰來定義，是否有明確的內容邊界？他擔憂，如果沒有外部監管和公開機制，模糊表述可能成為新的“口袋罪”，讓通信權在現實中形同虛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