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痛失人口红利,真正拐点浮出?

人口红利 vs. 机器红利

本文节选自《机器时代：技术如何改变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一书

中国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得益于以土地、劳动力和环境成本相对低廉的比较优势融入全球生产网络。通过设立经济特区和出口加工区，吸引境外资本和技术，并依靠来自农村地区的廉价劳动力作为“人口红利”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工厂”。然而，这种全球代工生产（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模式也导致了对出口订单的高度依赖，一旦欧美国家市场疲软、经济危机或消费不振，中国的加工企业就会面临很大的生存压力，甚至出现破产倒闭潮。

这种全球代工生产模式不仅让中国的经济发展高度依赖欧美市场，同时还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劳动权益问题。当劳动力被视为一种“人口红利”的时候，从中获利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往往伴随着低工资、弱保障、超长劳动时间以及恶劣的工作环境，因为节约劳动力成本就是让利润最大化的直接途径。事实上，基于劳动力成本而进行“逐底竞争”的产业大转移在全球范围内主要发生过两次：第一次是在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德国、日本等国家将轻纺、机电等附加值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成本较低的“亚洲四小龙”和部分拉美国家；第二次则发生在20 世纪90 年代，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及“亚洲四小龙” 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国家和中国大陆。

正如美国社会学者贝弗里·西尔弗所言：“资本流向哪里，劳工和资本的冲突很快就会跟到哪里。”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中国的劳资矛盾频发，劳资纠纷的增长趋势与外商直接投资及出口总额的增长趋势几乎一致。而在诸多企业类型中，发生在外资企业的劳资争议率（即每10 万名员工发生劳资争议的数量）是最高的，比私营企业、集体企业、国有企业高几倍甚至十倍以上。

2010 年发生的两个重大事件给这种逐底竞争的模式敲响了警钟。第一件事是发生在深圳富士康的连环跳楼事件。该年的1 月至8 月，富士康科技集团，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发生了17 宗工人跳楼自杀事件，造成13 死4 伤的悲剧，这一系列自杀事件被媒体称为“连环跳”。事件发生后不久，我参与了一支由多所高校师生组成的调研团队，在富士康位于深圳龙华和观澜的两个厂区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实地调查。在这座由钢筋水泥和机器构筑的工业巨镇里，工人每天工作10—12 个小时（“连环跳”事件发生之前每天普遍工作 12 个小时），每月平均收入约为2000 元，但其中一半的收入都靠加班获得。工厂里实行的是准军事化的管理制度，工人将其戏称为“人训话管理”——管理人员经常使用粗俗、难听的话语对下级员工进行训斥甚至辱骂。厂区和车间有着严格的门禁制度，工人们进出车间需要接受两道安检，不能携带手机及任何金属物品进出车间，如触发安检报警，则将面临被搜身、没收个人物品，甚至被要求剪掉扣子或脱掉腰带的处置。难怪工厂周边的小商店均在售卖“无铁内衣”“无金属腰带”“无铁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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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工人跳楼，厂方在其员工宿舍楼四周及所有的阳台、窗户都装上了“防自杀网”。远远望去，大片的宿舍楼被防护网包裹得密不透风——它们既是包裹工人肉身物理之网，也是束缚工人精神的无形之网。其中的讽刺意味显而易见——如果一个地方让人身体极度疲惫，精神饱受煎熬，人格尊严被践踏，那么，再高的护栏也未必拦得住那些对生活绝望的年轻人。

装上防护网的富士康宿舍楼

如果说富士康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全球代工企业的典型，其严苛的管理模式让一小部分工人走上绝路，那么发生在同一年的本田工人罢工则让大众看见了另一种可能性。2010 年5 月17 日，广东南海本田汽车零部件制造公司近百名工人因对薪酬制度不满而发起罢工，罢工历时18 天，最后以工人争取到每月加薪500 元而结束。

这起罢工不仅在本田汽车的生产链中引起了连锁反应，还在整个汽车汽配行业掀起了一场罢工潮。天津丰田、天津三美电机、广州电装等40 多家外资企业的工厂工人先后发起罢工行动。在本田罢工结束后，基于工人提出的重整工会诉求，广东省总工会派出巡视员联同地方工会对南海本田工会进行重建，并且在工会改选后推行了多次工资集体协商。这些劳资集体谈判的实践经验后来被总结提炼为解决劳资纠纷的“广东模式”，并获得官方工会的好评和推广。

本田罢工被视为“中国新工人运动的转折点”，因为它引发了一系列罢工潮，不仅凸显了工人的利益诉求正在从“底线型”转向“增长型”，也为汽车行业后续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树立了典范。相较于富士康工人表现出的决绝或隐忍，本田工人展现出的勇气和集体力量为争取体面工作开创了一种新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