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私有是一個民族最深重的災難!

2025-11-17 | 來源: 讀書人的精神家園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人類文明史中無數血淋淋的事實，都在為這句箴言寫下注腳。玩弄權力政治，從來都不是簡單的個人腐敗，而是足以動搖國本、踐踏人性的最大之惡。

權力如何異化為“最壞的惡”？

公元410年，西哥特人攻陷羅馬城。這座千年帝國的心臓被蠻族鐵蹄踏碎時，聖哲羅姆在伯利恒的修道院裡哀歎：“照亮世界的燈熄滅了。”但羅馬的衰亡並非一日之功。早在帝國鼎盛時期，歷史學家塔西佗就犀利地指出：“權力欲在人們心中越是根深蒂固，它就越是渴望得到滿足。”

權力本應是公共福祉的守護者，卻在人類歷史上不斷上演異化的悲劇。古希臘哲人柏拉圖曾夢想“哲人王”統治的理想國，晚年卻在《法律篇》中無奈承認：“絕對的權力對任何人來說都是一場致命的考驗。”他的學生亞裡士多德更直白地斷言：“人一旦脫離法律和正義，就是最壞的動物。”

這種異化在中國歷史上同樣觸目驚心。明末思想家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痛陳：“後之為人君者不然，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當皇帝視天下為私產，百官成為家奴，權力便從公共責任墮落為私人欲望的工具。

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的警告穿越時空：“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變的一條經驗。”從羅馬的暴君尼祿到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恐怖統治，從明朝的魏忠賢到當代的獨裁者，歷史反復證明：不受約束的權力必然腐敗，絕對的權力絕對腐敗。

當國家公器淪為私器

1933年，德國國會大廈燃起熊熊烈火。希特勒借此機會通過《授權法》，完成了從民主到獨裁的“合法”轉變。政治哲學家漢娜·阿倫特後來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分析道：“極權統治的本質，在於將一切政治機構轉變為傳達領袖意志的傳聲筒。”

這種權力私有化的過程往往披著“國家利益”的外衣。英國歷史學家阿克頓勳爵的名言至今振聾發聵：“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他進一步闡釋：“歷史並非由道德力量驅動，而是由不斷增長的權力意識推動。”

在中國歷史長卷中，秦朝的興衰提供了絕佳案例。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秦始皇“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通過嚴刑峻法將天下權力集於一身。結果是“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強大的秦帝國僅存15年便土崩瓦解，正是權力極端私有化的必然結局。

在中國歷史的長廊中，明末的黨爭亂象也堪稱權力政治禍國殃民的典型標本。萬歷年間起，東林黨與齊、楚、浙三黨為爭奪內閣控制權，將朝堂變為角斗場，他們爭論的不再是治國方略，而是如何羅織罪名打壓異己。

陝西大旱時，地方官員為迎合京中派系需求，不僅不減免賦稅，反而加大盤剝力度以充作“政治獻金”，導致流民四起。當時的奏疏記載：“民有父子相啖者，有闔門自縊者”，而京城的官員們仍在為誰能入閣輔政爭論不休。

現代社會的權力濫用雖少了幾分古代的暴戾，卻多了幾分隱蔽性。美國學者戴維·科頓在《權力的陷阱》中記錄了上世紀八十年代菲律賓馬科斯政權的腐敗細節：馬科斯夫婦通過修改海關條例、操控土地審批等方式，將國家資源源源不斷轉入私人賬戶，其妻子伊梅爾達的鞋櫃中收藏著三千多雙名牌皮鞋，而當時菲律賓有三分之一的人口處於饑餓線以下。

更令人齒冷的是，當台風引發洪災時，馬科斯政府竟將國際援助的救災物資囤積起來，作為換取政治支持的籌碼，導致數萬災民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

當代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指出：“當一個國家不能約束自主的、有能力采取行動的國家權力時，良治就不可能實現。”權力一旦成為當權者的私器，公共利益便成為最先犧牲的祭品。

權力私有化如何蠶食社會根基

1788年，法國財政總監向內克爾報告：國家瀕臨破產。而此時，凡爾賽宮依然夜夜笙歌，不知大革命即將掀起驚濤巨浪。

權力私有化的最大危害，是它對社會信任的系統性摧毀。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曾區分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指出當權力失去價值導向，整個社會的道德基礎就會崩塌。

這種侵蝕在民生領域尤為明顯。當權者將公共資源視為私產，必然導致財富分配的嚴重不公。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通過研究發現，民主國家幾乎從未發生過大規模饑荒，因為自由的媒體和選舉壓力迫使政府必須回應人民的基本需求。

權力私有更深遠的影響是對創新精神的扼殺。歷史學家喬爾·莫基爾在《增長的文化》中指出，開放的社會秩序是技術創新的溫床。當權力壟斷思想市場，社會的創造力就會枯萎。從伽利略被迫懺悔到蘇聯李森科主義的泛濫，都是權力壓制思想的血淚教訓。

當權力缺乏有效約束時，人性中的私欲便會如洪水般沖破道德與法律的堤壩。西晉時期的石崇與王愷斗富，用蠟燭當柴燒，用錦緞鋪大路，他們的財富並非來自商業經營，而是來自擔任荊州刺史時的“劫商”行為。他們憑借手中的軍政權力，公然劫掠過往商人的財物。這種將公共權力轉化為私人斂財工具的做法，正是權力政治最核心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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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政治對國家信用的破壞往往具有不可逆性。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記錄了奧匈帝國的衰敗過程：當統治階層為爭奪權力不斷欺騙民眾、違背承諾時，民眾對政府的信任逐漸崩塌，最終在一戰的炮火中，這個曾經龐大的帝國分崩離析。

這種信任崩塌的後果，比經濟衰退更為可怕，因為它會破壞社會的凝聚力，讓國家陷入“人人為己”的混亂狀態，正如肖伯納所言：“一切世俗的權力都會使人成為無賴”，當掌權者淪為無賴，整個社會的道德底線便會徹底失守。

權力私有大行其道的根源

權力政治之所以能在人類歷史上反復出現，其根源並非簡單的個人道德敗壞，而是在於專制作風、缺乏民主、人民參與感低等構成的制度性困境。

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中，“皇權至上”的觀念深入人心，雖然有“貞觀之治”“康乾盛世”等相對清明的時期，但本質上仍是“人治”而非“法治”。明太祖朱元璋廢除丞相制度，將權力高度集中於皇帝手中，雖然初衷是防止權臣專權，但最終卻導致宦官幹政的亂象——當皇帝怠政時，權力便會落入身邊的宦官手中，形成“權力代持”的腐敗格局。

專制作風的核心特點，是權力的單向流動與不受約束。法國大革命前的波旁王朝，國王擁有“君權神授”的絕對權力，議會形同虛設，普通民眾沒有任何政治參與渠道。

當時的貴族們憑借世襲特權占據高位，他們既不了解民間疾苦，也無需對民眾負責，唯一的目標便是維護自身的權力與利益。這種“權力自上而下賦予，對上級負責而非對民眾負責”的體制，必然導致權力與民生的脫節，為權力政治提供滋生的土壤。

民主制度的缺失，使得權力缺乏有效的制衡與監督。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強調：“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而民主制度正是實現權力制衡的核心機制。

雅典民主雖然有其局限性，但通過公民大會、陪審法庭等機構，實現了對權力的初步約束，這也是雅典能夠在古希臘眾多城邦中脫穎而出的重要原因。與之相對，古羅馬共和國晚期，當元老院逐漸喪失監督執政官的權力後，權力便迅速集中到凱撒、屋大維等軍事強人手中，共和制度最終被帝制取代。

人民參與感的低下，是權力政治得以盛行的重要社會基礎。清末的“預備立憲”之所以失敗，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長期的封建統治讓民眾缺乏政治參與意識，當統治者試圖進行制度變革時，普通民眾既不了解也不關心，而權力階層則趁機將改革變為維護自身利益的工具。

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分析，中國傳統社會是“差序格局”，民眾更關注家族利益而非國家公共事務，這種心態使得權力政治能夠在缺乏民眾監督的情況下肆意蔓延。

現代社會的實踐表明，民主制度的完善程度與權力政治的發生率呈明顯的負相關。北歐國家之所以被評為“最廉潔的國家”，核心在於建立了完善的民主監督體系：政務公開讓權力運行透明化，多黨制形成了有效的權力制衡，全民參與的社會監督機制讓權力濫用無處遁形。

芬蘭前總理因用公務信用卡購買少量私人食品被曝光後，迅速辭職並接受調查，這種對權力的嚴格約束，正是民主制度優越性的體現。

從權力壟斷到人民主權

1649年1月，英國白廳前豎起斷頭台，查理一世被送上刑場。這不是革命的終點，而是現代民主制度的起點。約翰·洛克在《政府論》中系統闡述：政府的權力來自被統治者的同意。

這條希望之路的核心是建立有效的權力制衡機制。孟德斯鳩提出的三權分立理論，經過兩個多世紀的實踐檢驗，依然是最有效的權力約束方案。正如美國開國元勳麥迪遜所言：“用野心來對抗野心。”

但制度設計只是第一步。政治學家羅伯特·達爾在《論民主》中強調，民主的真諦在於“有效的參與、投票的平等、充分的知情、對議程的最終控制”。這意味著必須建立全方位的公民參與機制。

中國傳統文化中同樣蘊含著豐富的民本思想。從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到黃宗羲的“天下為主，君為客”，這些思想資源為我們建構現代民主提供了獨特的思想根基。

歷史的教訓告訴我們：權力只有在陽光下運行，在制度的籠子裡行使，在人民的監督下運作，才能成為推動文明進步的力量。否則，它終將成為吞噬一切美好價值的黑洞。這條路漫長而艱難，但每一步都值得。

回望人類歷史，權力政治雖然曾給文明帶來巨大災難，但人類從未停止過馴服權力的努力。從《大憲章》的簽署到《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的實施，從古代的監察制度到現代的廉政體系，每一次制度的完善，每一次公民意識的覺醒，都在推動權力走向規范化、民主化。

正如查爾斯·戈爾頓所言：“沒有人是至賢至善而可以被賦予不受限制的權力”，認識到權力的危險性，並用制度與監督去約束它，正是人類文明不斷進步的標志。

對於一個國家而言，最大的幸運不是擁有多少財富與資源，而是建立起一套能夠有效約束權力的制度，培養出具有公民意識的民眾。當權力在陽光下運行，當掌權者敬畏人民、敬畏法律，當每一個公民都能參與到國家治理中，權力政治便會失去生存的空間，國家才能實現真正的穩定與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