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私有是一个民族最深重的灾难!

2025-11-17 | 来源: 读书人的精神家园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人类文明史中无数血淋淋的事实，都在为这句箴言写下注脚。玩弄权力政治，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个人腐败，而是足以动摇国本、践踏人性的最大之恶。

权力如何异化为“最坏的恶”？

公元410年，西哥特人攻陷罗马城。这座千年帝国的心脏被蛮族铁蹄踏碎时，圣哲罗姆在伯利恒的修道院里哀叹：“照亮世界的灯熄灭了。”但罗马的衰亡并非一日之功。早在帝国鼎盛时期，历史学家塔西佗就犀利地指出：“权力欲在人们心中越是根深蒂固，它就越是渴望得到满足。”

权力本应是公共福祉的守护者，却在人类历史上不断上演异化的悲剧。古希腊哲人柏拉图曾梦想“哲人王”统治的理想国，晚年却在《法律篇》中无奈承认：“绝对的权力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场致命的考验。”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更直白地断言：“人一旦脱离法律和正义，就是最坏的动物。”

这种异化在中国历史上同样触目惊心。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痛陈：“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当皇帝视天下为私产，百官成为家奴，权力便从公共责任堕落为私人欲望的工具。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警告穿越时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从罗马的暴君尼禄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恐怖统治，从明朝的魏忠贤到当代的独裁者，历史反复证明：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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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德国国会大厦燃起熊熊烈火。希特勒借此机会通过《授权法》，完成了从民主到独裁的“合法”转变。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后来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分析道：“极权统治的本质，在于将一切政治机构转变为传达领袖意志的传声筒。”

这种权力私有化的过程往往披着“国家利益”的外衣。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的名言至今振聋发聩：“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他进一步阐释：“历史并非由道德力量驱动，而是由不断增长的权力意识推动。”

在中国历史长卷中，秦朝的兴衰提供了绝佳案例。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秦始皇“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通过严刑峻法将天下权力集于一身。结果是“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强大的秦帝国仅存15年便土崩瓦解，正是权力极端私有化的必然结局。

在中国历史的长廊中，明末的党争乱象也堪称权力政治祸国殃民的典型标本。万历年间起，东林党与齐、楚、浙三党为争夺内阁控制权，将朝堂变为角斗场，他们争论的不再是治国方略，而是如何罗织罪名打压异己。

陕西大旱时，地方官员为迎合京中派系需求，不仅不减免赋税，反而加大盘剥力度以充作“政治献金”，导致流民四起。当时的奏疏记载：“民有父子相啖者，有阖门自缢者”，而京城的官员们仍在为谁能入阁辅政争论不休。

现代社会的权力滥用虽少了几分古代的暴戾，却多了几分隐蔽性。美国学者戴维·科顿在《权力的陷阱》中记录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菲律宾马科斯政权的腐败细节：马科斯夫妇通过修改海关条例、操控土地审批等方式，将国家资源源源不断转入私人账户，其妻子伊梅尔达的鞋柜中收藏着三千多双名牌皮鞋，而当时菲律宾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处于饥饿线以下。

更令人齿冷的是，当台风引发洪灾时，马科斯政府竟将国际援助的救灾物资囤积起来，作为换取政治支持的筹码，导致数万灾民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