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新聞: 特朗普"失去"紐約後,可能又要"失去"聖地亞哥

2025-11-16 | 來源: 觀察者網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近日美國舉行的一系列地方選舉中，民主黨在包括弗吉尼亞州長、新澤西(专题)州長等一系列重要職位上大獲全勝。但建制白左自由派們並沒有真正感到開心，因為這一連串勝利裡混進了一個奇怪的東西——佐赫蘭·馬姆達尼以微弱優勢擊敗了他們的“自己人”科莫，當選紐約(专题)市長。

佐赫蘭·馬姆達尼是什麼家庭成分？什麼民族背景？為什麼他當選會出現如此多不同聲音的報道？一周以來相關解讀已經很多，筆者就不過多贅述了，但願意再補充兩點：

1.不建議過度解讀馬姆達尼的復雜宗教族裔標簽。

刻板印象中，西方許多“黑人跨性別女性穆斯林”政客之所以成為笑談，是因為他們本質上是資產階級自由派大佬（及其背後資本）的傀儡，沒有自己的主張；這些人被挑中參選、賴以收集支持的全部資本，就是那些疊魔法buff的“弱勢群體”標簽。然而，雖然是“烏幹達印度(专题)裔穆斯林”，馬姆達尼的勝利幾乎完全來源於民主社會主義旗號，而非這些他自己通常不怎麼玩弄的身份。

一個例子是，某基督教白右在X上朝馬姆達尼扔了一張豬肉培根照片。後者只是回復“我的兄弟，這又不是大蒜，何況我們也不是吸血鬼！”

2.注意：馬姆達尼屬於“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協會”（DSA）中理念反共的分支。

馬姆達尼政見並非北歐式的社民白左，他顯然試圖開創一個徹底消滅資本主義的世界；從這個意義上，以特朗普(专题)為代表的美國右翼攻擊他是“共產黨”其實沒有錯。但就“意識形態自我認同”而言，由於他早在2017年就加入DSA，大約2023年前DSA禁止會員加入民主集中制政黨，他顯然受到了此類影響；加上他本人顯然的局限性（出身富裕高知家庭、主修典型白左文科專業等），在近年美國進步左翼迅速“紅移”的背景下，2025年他的政見事實上已幾近DSA圈子中最右傾最自由派之列，自稱“反共”不過是他自己的認知錯亂表現之一。

有鑒於此，筆者傾向於馬姆達尼本質上是一個富二代版的馬杜羅。考慮到委內瑞拉治理現狀，共產黨人可以“隨喜”，但不必對他的統治抱過高期望、或因一些口號將他當作某種“真正的自己人”，而特朗普和盤踞紐約的大資產階級頭子們也很可能無需太擔心。

然而，對於特朗普手下的一群“戈培爾”們來說，馬姆達尼當選在話語敘事上的最大問題在於：這到底是紐約人集體譫妄造成的孤例，還是某種“資本主義大本營物極必反”的必然歷史進程？

幸運的是，我們馬上就可以見到為這個問題提供答案的第二個例子。

由於阻擊馬姆達尼浪費了特朗普和美國資本家們大量精力，在美洲的另一個傳統右翼資本主義大本營——智利，一個“真正共產主義版的馬姆達尼”——智利女共產黨員珍妮特·哈拉贏下了左翼大聯合陣營的初選，成為最可能獲勝的總統候選人之一。

11月16日，智利將開啟一場“共產黨員對陣納粹後代”的大選。在結果出來前，我們可以先從選民池子、陣營劃分和“反方”各群體的對陣策略上，比較這兩個政治現象驚人的相似性。

馬姆達尼與哈拉的支持陣營來源：“奪舍的大帳篷左翼大聯盟”

馬姆達尼雖然參選依賴於民主黨，但其真正依賴的政治組織主要是“美國的民主社會主義者們”（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簡稱DSA）。聽名字就知道，這不是一個政黨，並不在選舉中推出候選人。

DSA是1940年代末受蘇聯鼓舞的美國共產黨（CPUSA）、越戰時對蘇聯路線失望後受毛澤東思想鼓舞的黑豹黨和波特蘭游擊隊等兩波美國青年左翼浪潮先後被聯邦政府擊潰後，美國“各種左翼殘余孤忠”重新整合形成的大聯盟，早期絕大多數成員為中產背景的高校文科知識分子，因此內部按理念和人脈圈子分為諸多派系，是一個大帳篷組織：

與此同時，哈拉雖然是智利共產黨員，但她並非單獨代表共產黨、或“以共產黨名義”成為正式候選人，而是依賴博裡奇的智利左翼大聯盟——“團結為智利”（Unidad por Chile），其中包含了以下政黨：

除此之外，馬姆達尼和哈拉兩人都是先通過初選確立了自己的“聯盟官方候選人”地位，本質是通過“大平台背書”，實現了以選民為股票“炒股”的“上杠杆”。區別僅在於，馬姆達尼所使用的大平台是主流精英相較自己顯著偏右（自由派）的紐約民主黨，具有強烈的“奪舍”性質——“真正的左派”利用了“白左建制派為維護體制牌坊，在客觀上創造出來並暫時維持穩定的跳板”（也就是特朗普當年“奪舍”共和黨的操作。紐約民主黨的初選和當年特朗普的共和黨一樣，沒有超級代表）；而哈拉運用的平台則是智利八個左翼政黨組成的大聯盟，“願賭服輸感”更真實一些。

馬姆達尼與哈拉的參選地：相似的發展程度特征，相似的經濟政策史背景

自從阿連德失敗後，由於皮諾切特長期法西斯獨裁統治帶來的經濟發展，智利是安第斯西麓“主流資本主義敘事”最成功、基建等領域最發達的國家；但一片繁榮假象下貧富高度不均，社會矛盾早已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

2019年10月，以首都聖地亞哥公交漲價4%為導火索，智利全國爆發了史稱“社會大爆發”的群眾抗議運動，近400萬人參加，到2020年3月才因新冠疫情自行熄滅。這場運動使右翼總統皮涅拉垮台、當時被“主流”目為“極左”的年輕總統博裡奇當選，結束了皮諾切特政變以來右翼、極右翼、中右翼對智利近半世紀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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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與在拉美同屬經濟高度發達、但共產主義運動幾乎不存在的烏拉圭完全不同，智利的共產主義思想早已非常普及，獲得了廣泛的民間“正常理念”認知，且圍繞一個（因皮諾切特獨裁時期斗爭）占據無法被自由派切割的“自由民主”政治正確、一貫政策也相對理性務實的領導核心——智利共產黨。

相對應地，紐約市不僅作為聯合國駐地號稱“世界首都”，而且是美國資本主義的象征、“全球北方”金融中心，從1994年起至2008年美國經濟危機，一直是一個紅市（當選市長為共和黨）；但紐約的財富分布和生活體驗按地域、街區、居民族裔等高度不均。投機內卷壓力造就了極高的白領死亡率：

其位於長島灣上限制訪問、（使用囚犯）公費處理赤貧窮人/流浪漢屍體和棄嬰死胎的亂葬崗——“紐約市的影子”哈特島，自1868年迄今已埋入100余萬具屍體，其中有記錄或考證出姓名的85萬；本世紀除新冠年份外，該島平均每年埋入1000-1500人，僅次貸危機前美國鼎盛時期的2006年，即埋入826名成人、546名嬰兒或死胎、分屬47人的屍塊殘肢（不全是碎屍案，包括了醫療截肢後丟棄的），總計1419人。

自2007年次貸危機全面爆發後，紐約小資中產大批跌落為“自我可感的無產階級”。加上Z世代年輕人逐漸進入社會感受到的絕望情緒，民間早已出現了明顯的自發左傾願望。只是在美國兩黨資產階級媒體錯誤的輿論引導下，這種願望的主流，曾長期被導向了回避經濟和階級問題、迷失於自由派“公民政治”，嚴重過度聚焦“豎切身份”導致政策觀感失調的“白左”。

然而，筆者之前的文章論述過，沒有階級後盾、依賴權貴施舍，超越社會發展實際、過度和超階級關心各種“身份弱勢群體”卻唯獨不敢碰“窮人”二字的美國白左理念，不過是大資產階級自我感動的空中樓閣。這注定了，構成“白左支持者”底層大部分基礎的、因樸素正義感和善良本心認同參與乃至淺層卷入其中的普通美國人尤其受反共宣傳較輕的年輕人，隨著時間推移見識增長，要麼最終與自由派政客和光同塵、墮落為資產階級建制集團或陰謀論者所謂“深層政府”的幫凶；要麼在思想碰幾次壁、繞幾個圈之後，以有美國特色文化形式的認知途徑，自行重新找到階級斗爭這個真理。

現在，在資本主義剝削最嚴重、世界觀和人際關系最世俗（去宗教迷信化）、青年思想最開放、信息獲取和文化碰撞最快速的紐約，新一代美國年輕人中的很多人已經率先找到了。

紐約人從那時至今，已經過了三代“進步左派”和社會主義教育：

2011年形式上還是自由派“顏色革命”式的、完全沒有階級斗爭綱領的模糊自發斗爭——“占領華爾街”；

2016年桑德斯（在全國范圍）和波多黎各女孩亞歷杭德拉·奧卡西奧·科爾特斯（AOC）在本地（紐約州）的突然崛起；

疫情和中美貿易戰以來，美國共產黨的名譽從“聯邦臥底開會”的刻板印象中有所恢復、多個美國“革命共產主義者”組織復興，比美共更支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解放黨”（PSL）突然異軍突起，使得大批“原子化”的左派個體突然找到了組織。巴以沖突以來，這些組織有效領導和主導了學生抗議，從民主黨建制派手中奪取了對“左派”（leftist）的解釋權，而桑德斯和AOC等“老一輩極左派”因支持以色列(专题)，在極左派的視角中快速右傾化、在中立派的視角中從“極左派”快速“中立化”。

在這樣的背景下，馬姆達尼以“進步左/極左派中的中間派”形象，作為這一代新人的最大公約數登上了歷史舞台。

實際上，此次11月4日的選舉中他並非“反建制左派”當選的孤例：在紐約州綺色佳（冰心當年的譯名，今通常譯為“伊薩卡”），一個年僅20歲、還在康奈爾大學讀二年級的姑娘漢娜·什維茨（公開的美國共產黨黨員）擊敗民主黨建制派推舉的老白男，“奪舍”民主黨當選了市議員。

馬姆達尼與哈拉的敵對陣營：相似的極化與階級合流特征

紐約市長選舉，科莫雖然被趕下了民主黨候選人寶座，卻得到了民主、共和兩黨建制派（也就是所謂“主流陣營”）和特朗普三方的共同背書。特朗普甚至搞出了一通“台灣(专题)風格”操作，強迫共和黨候選人退選，以免給科莫分票——當然還是輸了。

智利此次大選，由於很可能產生比阿連德更“糟”的結果——一名共產黨員當選總統，右派聯合起來推出了一名納粹德軍中尉的後代、特朗普的忠實追隨者、皮諾切特的崇拜者——卡斯特，試圖最大限度地動員起本國的種族主義者、軍政府和納粹崇拜者起來為他投票——反正那些白左自由派們終究會“含淚投票”給右翼的！

總結一下吧。姆達尼的很多具體政策，如凍結240萬套公寓租金、政府新建20萬套廉租房、免費公交、全民免費兒童保育、國營超市、2030年將最低工資提到每小時30美元等，具有過重的民粹色彩和空想社會主義特征，不像是有執政經驗的人敢提的；除非他表現出極強的政治手腕和天才，否則未必能真正推行下去。他通過美國兩黨選舉體制當選，也並不意味著通過資產階級選舉投票實現“真正社會主義”的道路被打通了，不宜以此宣揚資產階級選舉政治或民主黨的“民主”性。

然而，從正統共產黨員的立場，我們可以認識到：

一方面，仍然應將馬姆達尼的當選視為有利因素。它點破了美國人民克服“社會主義名詞恐懼”的跡象，後者顯然是好事——作為一個重要附帶效應，今年中國在美國民間的政治形象似乎發生了顯著的正面化，美國網上出現了大量顯然是美國人自發的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成就和中國政治制度的正面宣傳，這即使不是前所未有，也是自特朗普第一次上台以來很多年裡從未有過的。

另一方面，從智利與紐約政治趨勢發展的相似性，可以進一步看出馬克思主義最初關於“發達資本主義會產生自己掘墓人”預測的真理性。而從上述敵對陣營演變的細節中還可以看出，資產階級自由派（“反威權”民主派）、保守派（法西斯余孽）在本階級專政穩固時玩著“權力左手倒右手”的“多黨競爭”鬧劇，但在真實的階級斗爭威脅面前，毫不猶豫地結合在一起共同扞衛大資產階級利益，摘下了溫情脈脈的“民主”面紗。

當今西方的選舉制度是很好的黨課，筆者現在相信，這是一條顛撲不破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