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 国父们的担忧与美国命运历史地剖析"特朗普现象"

2025-11-07 | 来源: 澎湃新闻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美国最重要的“国父”乔治·华盛顿也有类似的说法，他在第一任就职演说中说：“人类经过深思熟虑最后确定把自由圣火的保存和共和政府的命运寄托在交付于美国人民之手来进行的实验之上”。

油画《签署美国宪法》，画面描绘了乔治·华盛顿主持费城制宪会议的场景。

美国的“共和实验”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业，特别是在全世界都实行君主制的时代，共和体制被认为是过时的体制，甚至遭到欧洲人的嘲笑。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基佐在1844年还问美国诗人詹姆斯·洛威尔：“你们的共和国还能存在多久啊？”国父们深知，共和体制本身有其脆弱性。这种脆弱性体现在它允许异见，甚至极端言论的存在，因为共和政府无法采取武力和高压的手段来压制公民的言论和表达的自由。共和体制容易出现派系之争和党派倾轧，因为结社自由是共和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共和体制也不利于抵御外敌，因为共和社会的开放性会为外来影响打开方便之门，内部的分歧和争论又容易导致对外来的威胁反应迟缓。更重要的是，共和体制的维护依赖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具有共和美德、见多识广（well-informed）的公民，否则共和体制中的民主成分和选举机制会导致野心家通过煽动非理性的民众，利用民众的激情上台，成为独裁者和暴君。历史上，雅典的直接民主演变为多数的暴政，罗马的共和体制被凯撒那样的独裁者所颠覆，这些都是具有丰富古典知识的国父们引以为戒的历史教训。

因此，美国的建国者们在制定1787年宪法、构建共和体制的过程中非常担心美国会重蹈希腊和罗马的覆辙——共和国运行一段时间后走向多数的暴政或个人独裁，导致“共和实验”的失败。他们尤为担心野心勃勃的民粹煽动家利用人民的不满情绪以保护人民的名义通过选举程序上台，然后追求专断性的权力，背叛人民的利益，甚至成为“暴君”，摧毁美国的“共和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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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父们在1787年费城制宪大会记录、《联邦党人文集》、公开演讲和私人通信中都表达了他们的担忧，并提出了明确的警告。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明确谈到“那些具有派系脾性，地方偏见和险恶企图的人，可能通过阴谋腐败或者其他手段先赢得民众的选票，然后是背叛人民的利益。” 乔治·华盛顿在1796年发布的《告别演说》更是明确警告派系斗争会让野心家利用民众对混乱的恐惧，建立起独裁统治，摧毁美国人的自由：

让我以一种更全面的视角，以最庄严的方式警告你们，党派精神通常会产生的有害影响。……它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所有政府中 ……但在民众形式的政府（government of the popular form）中，它被认为是最强烈的，是这类政府真正最大的敌人。（党派斗争导致的）混乱和苦难逐渐使人们倾向于在某个个人的绝对权力中寻求安全和安宁；迟早，某个主导派系的领袖或更幸运的领导者会利用这一机会，崛起为暴君，从而摧毁了公共自由。即使不相信会发生这种极端情况（这种事的确不应该发生），党派精神的普遍和持续的危害足以使一个明智的民族有利益和义务去阻止和抑制它。党派性总是在涣散人民的议会，削弱政府的行政机构。它以毫无理由的妒忌和虚假的警报使社会动荡不安。它点燃一方的仇恨之火反对另一方，甚至煽动骚乱和暴动。

为了防止野心家上台、避免共和体制走向独裁，国父们设置了四大“护栏”：

第一大“护栏”就是分权制衡。分权包括双重分权，横向的是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相互牵制，防止一个部门独大。纵向分权指的是联邦制，权力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进行划分，联邦政府只负责外交、国防、州际贸易、印第安人事务等全国性的事务。跟个人生活密切相关的事务，则留给各个州来处理，各州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拥有不受联邦干预的权力。这种双重分权设计既能使联邦政府有足够的能力来管理全国性的事务，又能防止联邦政府专权，侵犯人民的自由。用麦迪逊的话说，双重分权的设计就是“把人民交出的权力首先分给两种不同的政府（指联邦和州政府），然后把政府分得的权力再分给几个分立的部门。因此，人民的权利有了双重的保障，这两种政府相互牵制，而各政府部门又能自己控制自己。”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以野心来对抗野心来避免权力的过度集中和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