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 长相似明星,杨振宁之父——杨武之的传奇人生

“清早，父亲只身陪我自昆明西北角乘黄包车到东南郊拓东路等候去巫家坝飞机场的公共汽车。离家的时候，四个弟妹都依依不舍，母亲却很镇定，记得她没有流泪。到了拓东路父亲讲了些勉励的话，两人都很镇定。话别后我坐进很拥挤的公共汽车，起先还能从车窗往外看见父亲向我招手，几分钟后他即被拥挤的人群挤到远处去了。车中同去美国的同学很多，谈起话来，我的注意力即转移到飞行路线与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去。等了一个多钟头，车始终没有发动。

突然我旁边的一位美国人向我做手势，要我向窗外看：骤然间发现父亲原来还在那里等！他瘦削的身材，穿着长袍，额前头发已显斑白。看见他满面焦虑的样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热泪，一时迸发，不能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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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努力与矛盾，曾三次规劝儿子回国

当年，杨武之学成后立即回国，他当然希望儿子学成后也马上回国效力，但时逢战乱、动荡，杨先生为了争取儿子回国付出了巨大努力，这个过程也充满了父亲的关爱与家国情怀的矛盾。

1957年，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奖。这件事极大地震动了中国人，当时的新中国，在政治上是站起来了，但经济、科学、技术还十分落后。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传来时，父亲正住在华东医院。他马上提笔写了一封长信，交给前往瑞典祝贺的科学家张文裕，让他带给儿子杨振宁。信的核心内容就是“叫杨振宁回国”。

张文裕是杨振宁的老师，他此行是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托，在祝贺的同时争取杨振宁和李政道回国工作。但当时美国对于取得重大成就的科学家管制很严，一律禁止回国。

在1960年和1962年，杨武之曾三次赴瑞士日内瓦与杨振宁团聚。这几次会面，杨武之都身负“劝子回国”的使命，但当时国内的实际情况是“大跃进”之后的混乱与生活困难，他的内心也十分矛盾。

每次团聚，前两天杨武之感情总是非常冲动，向儿子讲一些自己的和家人与亲友们的遭遇，以后才能慢慢镇静下来。杨振宁先生回忆说——

有一个晚上，父亲杨武之说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了。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从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里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学。”

杨母却在一边轻声打断了他的话，说：“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排队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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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杨武之很生气，说她专门扯他的后腿，给儿子造成错误印象，他生气地走进卧室，“砰”地关上了门。

据杨振宁的弟弟杨振汉回忆，从日内瓦归国后，杨武之曾痛苦地表示：“我现在很矛盾，国内各方面有些失序，我怎能劝说振宁回来呢？他回国来怎么还能继续做研究？”

1971年夏天，杨振宁回到了阔别26年的祖国。当时的杨武之已住院半年，这几年，他也遭遇了隔离审查等，他老了，瘦了很多，已不能站立行走，见到儿子，十分激动。

杨振宁也是泪眼娑婆，他深知自己要做的是什么。接下来，他第一个打破中美学术坚冰，积极推动学者交流，资助了大量中国学者赴美进修，为此后大批华裔学者访华打开了闸门，他也因此被誉為"架设中美学术交流桥梁第一人"。

1972年夏，杨振宁第二次回国探亲访问。父亲杨武之仍然住在医院，身体更加衰弱，次年5月12日清晨，父亲杨武之长辞人世。享年77岁。

杨振宁先生记得，与父亲在一起的日子里，每逢旧历新年，父亲都要在正厅门口要换上新的春联，上联是“忠厚传家”，下联是“诗书继世”。

他认为，父亲一生秉承“忠厚”二字，这种家风传递了下来。

杨振宁先生曾将自己的人生比喻为"一个圆"，从清华园启程，最终回到故土、落叶归根。

2003年，他由纽约迁回北京清华园定居，他将自己在清华园的住所取名"归根居"，这三个字蕴含了他对故土的深切眷恋。

2015年，他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放弃美国国籍，恢复中国国籍，并正式转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在解释这一决定时，他说："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