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卡: 老狐狸品欽得不到諾貝爾,但也許能成就一座奧斯卡

2025-10-23 | 來源: 澎湃新聞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一戰再戰》（One Battle after Another，導演保羅·托馬斯·安德森，影迷昵稱PTA）如果不是今年最好看的美國電影，也是最好看的政治諷喻電影。

但這種好看裡面有非常狡猾的地方，這種狡猾與編劇品欽（Thomas Pynchon）有關。大作家品欽是個老狐狸，單看他《萬有引力之虹》裡面那些踩紅線的性描寫，和《葡萄園》裡對六十年代的刻薄態度可知，這種狡猾也許就是他得不到諾貝爾文學獎的最終阻礙——但也許會成就一座奧斯卡。

即使完全按商業片的標准，《一戰再戰》也算得上一部“爽片”，可以讓觀眾全程腎上腺素激升含笑看完。但它的主題是革命的軼事以及遺事，這個主題出現在電影、小說裡往往等同於悲壯。

那麼，到底是革命令《一戰再戰》成為爽片，還是電影還原了革命本來的爽？

也許可以借用拉康（Jacques Lacan）的“絕爽”（jouissance）概念來解釋此片的矛盾樣貌。此“爽”與欲望相關（當然），但偏向於一種身體的、過剩的滿足感，甚至包含了痛苦和折磨，是一種“以痛為快”的快感——它在本片首先體現在反派白種主義者洛克喬（Lockjaw）上校對女主角、黑人革命領袖帕菲迪亞（Perfidia）的欲求上，又反過來體現於帕菲迪亞對她本應極端厭惡的洛克喬上校的性欲迎合，兩者注定靈肉分離甚至相悖相殺。

——但如果撇開這些類B級片的感官刺激，這種“絕爽”也可以理解為導演對左翼革命沖動的一種剖析和調侃，正因為革命悲壯和絕望，它帶給參與者一種殉道的快感，類似性愛中的死亡體驗（參照《感官世界》）一樣叫人欲罷不能，一戰再戰。

討論完性愛因素，本片更大篇幅是關於革命過後如何承接新的革命的挑戰，有誠懇有胡鬧，尤其接入近在眉睫的美國排拒難民/非法移民的現狀，讓影片的訴求變得復雜，也會有投機之嫌。

雖說母本是《葡萄園》，但《一戰再戰》的時空有點錯亂，又有點錯打錯著。片中崛起於架空的2000年代，名為“法國75”的暴力革命分子，更像一九六十年代美國的黑豹黨、歐洲的赤色旅，性與革命並行，但又自我主義領先於解放世界，隨時投降，隨時變節出賣，遠不如日本赤軍剛烈。電影後半則是2022年（片中萊昂納多飾演的鮑勃說自己生於1980年今年42歲）的這群革命份子的現狀，勉強對應於《葡萄園》裡一群追憶火紅1960年代的1980年代（裡根時代）的中年革命分子。

他們的共同源頭表面是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一戰再戰，不就是不斷革命嗎？這點曾經被游擊隊長切·格瓦拉發揚光大。切·格瓦拉的游擊隊最理想而不可即的一點，正是聖徒般的自我犧牲精神，很明顯，《一戰再戰》裡面缺乏這樣的革命者。

One Battle after Another這個句子，其實來自1969年，美國真實存在過的武裝組織The Weather Underground （一般譯作“地下氣象人”，來自鮑勃·迪倫的《地下鄉愁藍調》[Subterranean Homesick Blues]中的金句：“你不需要氣象人告訴你風向哪邊吹。”）的宣言，原句說的是：“從現在開始，將是一戰再戰——年青白人將加入戰爭並承擔必要風險。美國豬小心了，這是一支從你們內部生長的軍隊並將把你們幹翻。”這屬於典型馬克思主義論述，如《共產主義宣言》裡那句“資產階級首先生產的是它自己的掘墓人”的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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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他們這樣說是不知道還有古老的東方智慧，中國人耳熟能詳的一句：

“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左傳·莊公十年》）電影毫不忌諱地呈現了一戰再戰的衰和竭，觀眾對老戰士們的期待一再落空，鮑勃早已忘記戰斗的技能和密碼，千裡救女都敗在臨門一腳；忍術大師只擅於逃跑和忍耐，未見出招；最有實戰經驗的女救援者和反叛修女團壓根沒機會用上她們的槍??導演當然是故意的，那個輝煌的革命世界像空心人，消失得“沒有一聲轟隆，只有一聲唏噓”。

所以錯位的年代還能復制神話嗎？不，頂多復制了性解放的刺激。“法國75”的內涵是什麼，有說是指1775年美國獨立革命裡傾向法國大革命自由派的一脈，未免牽強，還不如理解為法式性愛68狂熱的變形延續，不明白的話可以參看貝托魯奇的《戲夢巴黎》。而且老一代掛在嘴邊的各種性癖，只剩下同代人身份認證的用途，年輕一代革命者不再談論性而只談論街頭斗爭。

三個“父親”（生父、養父、師父）、兩個“母親”（生母、救母）都失敗了，倒是最後女兒這一代帶來不一樣的想像。尤其在上一代神話中只能在籠子裡等待革命英雄救援的難民們，在現在有自己的網絡和逃逸方式，他們在高樓上跑酷的鏡頭行雲流水，絕對讓人想起電影開始的時候怕菲迪亞出場時的大步流星。偷偷藏起了一支手機的女兒薇拉，又怎知不能創造出超越那要靠公共電話對暗號那一代人的新革命？

如果非要談意識形態，這部片表面上調侃左右雙方，甚至最後傾向偏左。但這種超越只忠於商業的精彩而不忠於意識形態，所以歸根到底還是站資本主義這邊的。

導演其實對此心知肚明，有一個隱喻很能說明這一切：天才戰友設計了一批同頻的感應器交給鮑勃，以備他們逃亡後聯絡使用，鮑勃問為什麼這個東西不怕被軍方監控？天才答道：因為他們已經不再監聽 G1 頻段了。也即是說，資本主義已經不在乎“革命”的敏感性了，後者的過氣和失敗甚至能帶來票房，就如本片一樣。

不過狡猾的PTA導演還是留了一手。電影由一系列反高潮的設計組成，某程度說來也是“反革命”的，這沒關系，藝術是否革命在於它能否重新定義“革命”。

電影讓熟悉革命電影套路的觀眾意外的是：革命竟然有這樣狂歡式論述的可能，而不只是“革命自有後來人”，也不只有“革命誤我我誤卿”這樣的悲歌。

（廖偉棠，詩人，攝影師，自由撰稿人）

來源：廖偉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