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值得怀念与追忆,就像造就与宽容他的时代一样

他已经做了科学家、做了许多贡献了，没人再有资格强求他再去做一只牛虻，那太难为老先生了。

当然，这些贡献之外，很多人对杨先生的私德有所非议。

比如他后来与李政道先生闹翻，在获得诺奖时以年高为由，一定要把自己的名字放在前面；又比如他娶年岁相差很大的娇妻翁帆等等。

我对这些事是这样理解的——首先像婚姻这种事，本来就是你情我愿的自由。自由就意味着——双方无论是出于真爱还是真的存在利益交换，他人都无权进行干涉或者批判，如果我们一方面承认了婚姻自由，另一方面又对这种结合挥舞道德大棒，那么这种自由其实就是一种虚假的自由，至少是不完全的，所以对大科学的这种私德，还是宽容不论为好。

至于杨先生与李政道友谊小船的翻船，固然连他们的导师费米都看不下去，规劝两人“去看心理医生”，但也要看到，杨李两人虽然后来交恶，却至少没有（准确的说，是双方都没有能力）把仇恨的利箭互相射出，至对方于死地。

其实，这在东方视角下，纵览古今大量知识分子的交恶史，也已经算是一件足以得诺奖的奇迹了。

须知，同时代很多其他中国知识分子的反目成仇，往往都是你死我活、残酷万分的。比如因为同样娶了年龄相差很大的娇妻，而经常被拿来与杨先生做对比的某位“当世名儒”、大画家，他之所以被网友们非议更多，说到底，还不是因为在特殊年代背师卖友，以至被恩师亲评为“人品低劣”么？

或许人都有不堪、向恶的那一面，就像人都有爱智求真、爱美求善的天生良知良能一样。但一个人，到底是更多发挥爱智求真、爱美求善的良知良能，在追寻真与美前行一辈子，流芳百世？还是更多的获得作恶的机会，写大字报、举报信、侮辱、构陷、毁灭他人，遗臭万年？

我们不得不说，这固然有个人修养、道德情操的因素，但更要考虑历史的大势——以及环境给个人什么样的机会。

如果时代给了个体一台显微镜、一个量子加速器，一个芝加哥大学、一个费米那样的好老师，一个法治的环境，那可能就让人走向了前者。反之，如果时代给了个体一把刀子，他最终亦有可能背刺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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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杨先生是幸运的，他所处的环境给了他在真理道路上前行的条件，也打造了笼子，把他与同事的龃龉之恶关在了有限的范围之内——这真是杨先生的莫大幸运。

设使杨先生与那位大画家异地以处，双方的行止是否会有所改变，乃至发生的彻底对调呢？

这是一个有趣的假设。

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假设对杨先生有道德的非议。因为人间走一遭，最终盖棺定论的时候，论迹难论心。

经云：君子恶居下流，居下流者，行不端则乱源生，天下恶行皆归焉。此之谓也。

所以我们应当尊重和纪念杨振宁先生——作为一个为全人类的科学奉献了才智的科学家纪念他，作为一个证明了华人才智上不弱于欧美人的先行者纪念他，作为一个给过中国学界“绝对乐观”鼓励的鼓励者纪念他。而忘掉对他私德的非议与评判——毕竟那些私德，一辈子被关在私权的牢笼里，没有重重的越界，侵害那些并非您情我愿的他人。

这难道不足够么？足够了。

而诺贝尔奖，依然是值得看重的，至少趁着杨振宁先生的去世，我们应该怀念、追忆一下那个开放胸襟、迎回杨振宁的时代——至少那个时代的民间舆论，没搞出如今如此多苛责与怪论，追问一个科学家搞出的研究到底是中国还是美国的“炮弹”，那么计较一个学者，到底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

我觉得，彼时舆论的这份世界眼光、与宽容、开放的胸怀，这份尊重为全人类做贡献的人的社会共识……

同样值得我们在此时此刻怀念与追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