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諾貝爾經濟獎映照出未來的焦慮

2025-10-19 | 來源: 上報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2025年秋天，瑞典的天空像往常一樣清冷。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金箔封印再次揭開，仿佛在沉默中敲響了一記思想的鍾聲，頒給了3位研究“成長”的思想家：喬爾·莫基爾(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與彼得·郝伊特(Peter Howitt)。

他們並非追逐市場的預言家，而是更像歷史的考古學者、模型的建築師與文明的詩人，從時間的灰燼裡，重新挖掘出人類為何能從千年的停滯，邁入“永續成長”的秘密。

這不是一個關於數字的故事，而是一部關於信念與創新的長詩。

在歷史的暮色裡尋找光——莫基爾的啟示

在工業革命前，人類的生活像在一個緩慢旋轉的尺輪裡打轉，在辛勤與發明之間，又重復。風車與水車的轟鳴聲，並未改變貧困的宿命; 印刷術、羅盤與火藥雖開啟了新世界的大門，但仍無法讓生活水平持續攀升。

喬爾·莫基爾以經濟史學家的手法，撥開這段長夜的迷霧。他問：為什麼有那麼多的聰明才智，卻沒有帶來持續的富足?

他的答案是一個極富詩意的洞見，人類的轉折點，不在於擁有多少發明，而在於“知識之間開始互相對話”的那一刻。他將知識分成兩種：一種是“命題性知識”(Propositional Knowledge)——知道“為什麽有效”; 另一種是“作性知識”(Prescriptive Knowledge)——知道“怎麼做出來”。

當牛頓的理論遇上瓦特的蒸汽機設計圖，當“理論”與“工藝”相互滋養，創新才終於成為可自我繁衍的生物。

莫基爾提醒我們：一個害怕試錯與被傳統束縛的社會，會在歷史裡逐漸沉默。唯有那些容忍失敗、鼓勵探索、願意讓思想與手工彼此交談的文明，才有資格擁抱進步。

他筆下的成長，不是GDP的曲線，而是一場關於人類心智解放的啟蒙運動，一種文明願意對未知張開雙臂的勇氣。

在模型的冷光中，看見創新的心跳——阿吉翁與郝伊特

如果說莫基爾是從歷史深處挖出一枚光亮的化石，那麼阿吉翁與郝伊特則是用數學的精密雕刻刀，讓這塊化石得以在理論中重生。

1992年，他們提出了“熊皮特式創造性破壞模型”(Schumpeterian Growth Model)。那是一個描繪經濟生命周期的動態方程式：創新者登場，並享受壟斷紅利，然後再被下一代的創新者推翻。每一次的“破壞”，都是因創新而來的“新生”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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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模型的美學，在於它揭示出一種近乎悲劇的節奏：企業的興衰並非偶然，而是經濟進步的必然代價。就像森林要更新，必得經歷火焰的洗禮。

然而，阿吉翁與郝伊特並不歌頌破壞本身。他們清楚地指出：創新既是動力，也可能成為扭曲。當市場獎勵只停留在短期私利時，企業或許會投入過多資源在“換湯不換藥”的發明上; 但當創新的社會回報高於私利時，市場反而可能投資不足。

他們的理論開出一個充滿人文色彩的命題——創新，必須被“管理”。政府應該像一個園丁，既防止技術壟斷掐死初生的幼苗，也必須在必要時給予知識的肥料用以滋養。

在這個模型裡，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曾提出的“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不只是經濟學的概念，而是一種文明自我更新的倫理。

當創新變成制度：文明的呼吸

莫基爾的歷史分析告訴我們，知識的累積需要文化的寬容; 而阿吉翁與豪伊特的模型提醒我們，創新需要制度的保護。這兩條思路交會的地方，正是文明的核心地帶。

回望18世紀的歐洲，我們看到一個前所未有的社會結構：議會讓利益得以協商、出版自由讓思想得以傳播，以及資本市場讓風險得以分攤，這一切都構成“創新得以存活的外部機制”，環境創造一切，滋養萬物。

正如莫基爾所言：“沒有對失敗的寬容，就沒有對成功的期望。”這句話，在今日AI(人工智能)、基因編輯與綠能革命的浪潮中，依然鏗鏘作響。

阿吉翁後來的研究更進一步揭示：當創新帶來短期失業與不平等時，政府的責任不是保護消逝的產業，而是保護被時代甩下的人。

他提出“靈活安全”(flexicurity)的概念，讓勞動力能自由流動，卻不被拋棄。經濟的韌性，始終源於社會的溫度。

在AI時代重思“人”的角色

今年的諾貝爾經濟獎，不僅是一場學術盛典，更像是一面鏡子，映照出我們對未來的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