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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伟东病逝后家属坚持喊冤,被警方多次骚扰雇主致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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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二原伟刚的家门口,则被装上了监控,24小时对着。每到重大日子,门口还会停上一辆小车,24小时看着。


那是一种物理上的、近乎羞辱的贴身紧逼。

目的是把他们困在原地,让他们在邻里间抬不起头,把他们的精力全部耗散在无休止的搬家和躲藏中。


但原伟东死后,战术明显升级了。物理上的围困,变成了社会关系上的精准爆破:

他们不再满足于让你“不好过”,而是要让你“过不下去”。

因为他们发现,监控和警车虽然有效,但成本高昂,且容易留下口实。而一通打给老板的电话,干净、利落,还充满了市场经济的温情脉脉。

毕竟,辞退一个员工,老板只需要一个“生意不好”的理由。这在法律上无懈可击,在道义上无可指摘。

正如姜文的电影台词所言:

杀人,还要诛心。

4

当然,在新战术全面铺开的同时,旧的手段也并未废弃。它们作为一种补充,在关键时刻依然能发挥巨大作用。

电话骚扰与物理强制,形成了完美的组合拳。

李杰就亲身体验了这种组合。今年2会期间,她继承了丈夫弟弟们的待遇,也被监控了起来。

3月22日到23日,廊坊中院的人半夜给她打电话,语气强硬,只有一句话:

不许去北京

李杰还是去了。她想去北京最高院门口站一站。那里是她丈夫的案子被无数次审理的地方,也是他们一家人23年来最熟悉的地标之一。

她觉得,丈夫虽然死了,但她还得去,哪怕只是站一会儿。

3月24日上午,她刚到北京最高院门口,就看见二十多个警察分两排站在那里。他们像是在迎接一位重要人物。警察们挨个检查过往行人的身份证,放过了其他人。

轮到李杰时,他们看了看她的身份证,然后把她带到了一辆大院里的公交车上:

车门关闭,直接开往9Jing庄。


那是一个很多上F者都熟悉的名字,一个位于北京南郊的灰色地带,一个法律意义上的法外之地。

李杰被关在里面,不知道要被关多久。

幸运的是,她哈尔滨老家的驻京办听说了消息,派人把她救了出来。

驻京办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捞人的角色。

这套系统内部的制衡与博弈,复杂而微妙,最终构成了一种光怪琉璃的权力生态。

李杰后来回忆说:


还好他们把我救了出来,不然我还不知他们会把我关多久?

从半夜的电话警告,到北京高院门口的精准拦截,再到9Jing庄的非法拘禁,最后由驻京办出面捞人。

整个流程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

它展示了一部机器在处理一个不稳定因素时的全部肌肉、关节和神经末梢。它告诉你,在它的坐标系里,你无处可逃。

它甚至让你在被解救后,还要心存一丝感激。

这整套行动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深层的问题。

一个已经终结的案子,为何还需要如此高级别的投入?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为何能惊动廊坊中院、北京警方和驻京办三方力量的协同作战?

唯一的解释是:

他们害怕的不是李杰这个人,而是她所代表的,那段他们极力想要掩埋的历史。

那段历史,要从二十多年前,河北廊坊胜芳镇的两场灭门血案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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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回到1995年11月29日,河北廊坊胜芳镇。

一个寒冷的夜晚,杨长林一家四口遭遇袭击,三人身亡。唯一的幸存者,是他的妻子张金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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