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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酷的纪实:加沙饥饿家庭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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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哈尔·卡萨斯、她的丈夫以及他们的三个孩子,现居于加沙地带代尔巴拉赫的马斯米亚流离失所者营地。

在炸弹与饥荒的双重阴影下,记者与报道对象的界限,已然消弭。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代尔巴拉赫

七月底,我来到了代尔巴拉赫(Deir al-Balah)一个名为马斯米亚(al-Masmiyya)的临时帐篷营地。这个营地得名于大马斯米亚——加沙地带东北部一座于1948年在家园沦陷(Nakba)时遭清空的巴勒斯坦村庄。如今,营地中的居民,大多是当年被迫离开故土的难民们的后裔。而以色列在加沙持续不断的军事行动,早已将这些难民的后代,从他们祖辈的土地上再次驱逐。

马斯米亚难民营最初是在战争初期建立起来的,为的是给那些逃离加沙北部的家庭提供一处庇护。许多早期的居民后来曾离开营地,试图返回北方的家园,但几乎所有人都陷入了一种无休无止的流离失所的循环——在过去漫长的23个月里,这种绝望的循环已吞噬了加沙无数人的生活。

我前往这个当时仅收容着少数家庭的难民营,是为了探访四十五岁的萨哈尔·卡萨斯(Sahar al-Kassas),她是一位拥有八个孩子的母亲。她与她的家人,已经历了数不清次数的流离——从加沙城到拉法,从拉法到汗尤尼斯,再从汗尤尼斯辗转至代尔巴拉赫。今年早些时候的一次短暂停火期间,他们曾短暂返回加沙城,但当停火结束后,又被迫再次迁往代尔巴拉赫。

当一场人为制造的饥荒,正以一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严酷的方式,死死扼住加沙的咽喉时,我决定跟随萨哈尔度过完整的一天,观察她和她的家人在三餐之间的饮食状况,并试图讲述他们的故事。


然而我很快发现,以一种传统的、置身事外的新闻采访方式来进行报道,是多么的困难。当我向她问道:“你今天早餐吃了什么?”萨哈尔笑着,将这个问题原封不动地抛回给了我:“那你呢——你又吃了什么?” 这个指向我——或者说,指向任何一个加沙居民——的问题,同样切中要害。

不仅是萨哈尔,每当我试图采访人们的生活时,这种情况便会屡见不鲜。我不断地提醒他们——同时也提醒我自己——我之所以倾听这些故事,不仅仅是为了记录一段历史,更是出于我作为一名新闻从业者的责任。

但真相是,我们所有人都经历着同样的苦难。记者与受访者之间的那道界限,早已变得模糊不清。我们共同经历了这一切的全部——不是某一个人被迫承受这一切,而是我们所有人。


“你参加过他儿子的婚礼”

自我踏入难民营的那一瞬间,那条界限便已然消弭。萨拉赫·阿布·哈杜拉(Salah Abu Hadoura)——人们都称呼他阿布·穆斯塔法(Abu Mustafa)——上前迎接我。这位48岁的、自封的营地代表,常常与人道援助组织进行交涉,为营地的居民争取权益,有时,他也会协助我完成一些报道。

“你还记得我的儿子穆里德(Murid)吗?”他轻声问道,“你参加过他的婚礼。”

我记得。我记得在那个战火纷飞的日子里,那场婚礼上洋溢着的短暂的喜悦——他的儿子穿着一套借来的西装,帐篷之间回荡着微弱的乐声。那是2024年7月27日,当时,我正在报道加沙的民众为何仍在战火之中坚持结婚。

“他死了。”阿布·穆斯塔法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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