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媒:14年抗戰,他們是另一個大後方....

2025-09-03 | 來源: 中國新聞周刊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有錢不出錢，有力不出力，是對祖國的大不忠！”

1938年，在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下稱“南僑總會”）首屆大會上，著名僑領陳嘉庚說出這句激詞。

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起，中國踏上漫長的抗戰之路，遠渡重洋的華僑心系祖國，以輸財、出力、赴戰的方式支援抗戰。

有人在南洋街頭賣花、義演，捐出積蓄換成糧食、藥品和飛機運回國內；有人成為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服務團（下稱“南僑機工”）的一員，駕駛車輛穿越滇緬公路，把援華物資源源不斷運往前線；有人建立武裝，在南洋叢林中與僑居國人民並肩抵抗侵略，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場上的重要力量。

在14年漫長戰火背後，世界華僑與中國戰場緊密相連，撐起中國抗戰的另一個大後方。

正如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副館長寧一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所言，當時海外華僑的“萬裡同心”救國精神，在新時代依然具有意義。在和平年代，遍布全球的華僑應該同心同德，擔當文明交流互鑒的橋梁，為實現民族復興與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而努力。

滇緬公路出入口雲南德宏州瑞麗市畹町鎮，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抗日紀念館內展示的3000多名歸國抗戰的機工肖像。圖/中新

輸財助戰

“先生，買朵花吧！這是自由之花，這是解放之花！買了花，救國家！”

8月14日，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主辦的“萬裡同心——海外華僑與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紀念特展”（下稱“萬裡同心”特展）在北京開幕。在此次特展上，反復播放的《賣花詞》吸引不少觀眾駐足。80多年前，這首歌也在南洋的大街小巷傳唱。

1937年“七七事變”後，中國進入全民族抗戰階段，日軍封鎖沿海城市，國內物資匱乏，經濟日益凋敝。泉州華僑歷史學會副秘書長劉伯孳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戰爭歸根到底需要強大的經濟支撐，國家危機激起海外華僑義憤，華僑紛紛成立抗日救國團體，展開聲勢浩大的籌款救國運動。

1938年，南洋華僑發起南僑總會，由陳嘉庚擔任主席，在喊出上述激詞後，他帶頭月捐2000元，又搶先購買10萬元救國公債。僑胞們紛紛響應，“賣花捐”是他們輸財助戰的各種方式中極具代表性的一種。

林紹真是汕頭市僑聯新馬歸僑聯誼會會長，她的父母是新加坡華僑，她曾提到，父母當年還是十一二歲的學生，每天放學後挎著花籃走上南洋街頭，把一朵朵扎制的紙花賣給路人，“一朵花給5毛也行，給5塊也行，給50塊也行，大家把這些錢都匯回國內”。

為了擴大募捐范圍，1938年，南僑總會邀請武漢合唱團赴南洋演出籌款。《賣花詞》就這樣在南洋傳唱開來，當時每場演出結束，總有人當場摘下金鐲子、金項鏈往舞台上扔，高呼愛國口號，久久不願離去。

至1940年4月回國，武漢合唱團在480天的南洋巡演中，共舉辦130場演出，吸引超230萬僑胞捐款，籌得230萬馬來亞元，相當於當時國幣1000余萬元。這筆錢被換成糧食、藥品、飛機和汽車，送回國內前線。

1939年，南僑總會號召華僑回國支援抗戰，各埠3000余名應征人員抵達新加坡集中。

劉伯孳說，當時部分南洋華僑從事木材、橡膠、大米、采礦等行業，積累了一定財富，其中不乏像陳嘉庚、梁金山這樣的成功商人大筆捐資，一人就能捐一架飛機。而對於工薪階級的華僑來說，他們通常選擇月捐，即每月拿出一部分收入支援祖國抗戰。

當時的很多故事，現在看來仍感人肺腑：馬來亞華僑鄭潮炯賣瓜子走遍南洋，籌得18萬元悉數捐出；泰國女華僑葉秋蓮賣掉家產，捐出3萬余元，自己則入寺為尼；200多名難僑在曼谷監獄發起獄中獻金，湊出500元捐給祖國。

陳嘉庚曾這樣描述：“富商巨賈，既不吝金錢，小販勞工，亦盡傾血汗。”

在相隔重洋的美國，僑胞同樣在為抗戰奔走籌款。在紐約(专题)，許多華僑靠開洗衣館糊口，抗戰爆發後，紐約華僑衣館聯合會（下稱“衣聯會”）發動會員在衣館櫃台擺上寫有“救濟中國難民”的捐款箱，號召顧客捐款。“七七事變”後，衣聯會印制10萬份傳單塞進洗幹淨的衣服口袋裡，呼吁美國人抵制日貨。

1938年，衣聯會用籌款購買了四輛汽車，改造成救護車後，運回戰火中的中國，隨後又購買大批棉衣和醫械藥品運回國。

知識界的僑胞也站在前列。1943年，美國醫藥援華會會長許肇堆利用自己在美國醫藥界的聲望，獲得了兩支剛問世的盤尼西林（青霉素）菌種，由正在美國留學的樊慶笙漂洋過海帶回國，一道回國的，還有許肇堆采購的青霉素研制設備。當年年底，第一批青霉素在中國面世，中國成為第七個能生產青霉素的國家。

這些物資都在中國的抗戰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37年10月，毛澤東跟廖承志談話，提到“中國抗日面臨生死存亡關鍵時刻，抗戰的物資極為缺少，急需發動海外的華僑捐獻物資，支援抗戰”。延安地處西北一隅，交通不便，中共的海外統戰工作更多是依托廣州、香港(专题)等地的辦事處開展。1938年初，廖承志、潘漢年、連貫等人籌建香港八路軍辦事處（下稱香港“八辦”）。

後來擔任中聯部副部長、國僑辦副主任等職的連貫，當時任香港“八辦”黨支部書記兼華僑工委委員，他的女兒連子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辦事處以粵華公司名義經營茶葉，接收海外華僑捐贈的抗戰物資和捐款，歸國參戰的華僑青年也會在此中轉歇腳。

據不完全統計，成立兩年半內，香港“八辦”接收海外僑胞匯款220萬元和藥品、被褥、服裝等大量物資，轉運600多名華僑青年和專業人員奔赴敵後抗日根據地。

隨著抗戰進入持久階段，國民政府方面為應付軍費之困，先後發行救國公債、國防公債、節約儲蓄券等債券。每逢發放，海外華僑踴躍認購。僅1937—1939年，華僑便認購救國公債5000多萬元，國防公債600多萬元。到1942年，華僑購債總額已達11億元國幣，占國民政府公債發行總量的三分之一。戰後，國民政府並未償還這些公債，這實質上成了另一種形式的捐款。

1940年5月31日至6月8日，南洋華僑領袖陳嘉庚率南洋華僑回國慰勞視察團到延安訪問。前排左二為陳嘉庚，前排右二為侯西反。圖/視覺中國

抗戰生命線

年近八旬的張雲鵬，最近接到不少國內外僑團、研究機構的電話，對方往往希望由他帶領重走滇緬公路。張雲鵬的父親張智源是南僑機工的一員，當年在這條抗戰生命線上開車。

“七七事變”後，除了在海外捐資助戰，大量華僑直接回國參戰。據國民政府廣東僑務委員會統計，僅從南洋回國參戰的粵籍華僑就有4萬余人。他們或直接參軍，或到後方參與救護隊、機工團、記者團、歌劇團等工作。

暗度陳倉!俄敢死隊匍匐12公裡地道直掏烏軍大後方

打造戰略大後方中國的西部要變天

隨著戰事一步步由東南沿海向西南延伸，1937年底到1938年8月，雲南20萬民工緊急築成滇緬公路，南至緬甸臘戍，北抵中國昆明，全長1146.1公裡，是中國從海外接收抗戰物資的交通大動脈。

滇緬公路穿江越谷，崎嶇難越，需要技術較高的司機和維修工，但國內缺乏這方面的人才。為此，設在昆明的西南運輸處主任宋子良，電請南僑總會支持解決。

1939年2月，陳嘉庚領導的南僑總會在報上發布通告，征募回國機工。祖籍廣東潮州、在新加坡經營妻子家抽紗廠生意的張智源看到公告後報名，成為第九批南僑機工中的一員。

與張智源一起報名的有3000多名南僑機工，他們從馬來半島、泰國、菲律賓等地雲集新加坡，於1939年分15批回國，其中還有4名女性。張雲鵬曾聽父親的戰友講，這群在南洋講英語、喝咖啡、吃西餐的有志青年，來到昆明吃鹹菜、去稻田裡取水洗漱、睡大通鋪。

更殘酷的是隨時面臨生命危險。滇緬公路約有三分之一路段貼著懸崖，狹窄的地方僅能容一輛車通過，駕駛員必須極其小心，稍有不慎就車毀人亡，每逢雨季，山洪、滑坡隨時可能發生。張智源記錄了1941年雨季的一場事故：“行至芒市途中，路邊上側突然塌方，當中一棵大樹的主幹不偏不歪地壓在一輛車的駕駛室上??一位僑工駕駛員壯烈犧牲。”

他們同時還要躲避天上日本(专题)飛機的轟炸。“遇到日機轟炸，人要撤離車子，找低窪的地方匍匐下去，手放在胸口頂住。胸口如果貼在地上，炸彈沖擊波就會直接沖擊胸口，震壞內臓。”張雲鵬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1939年，南僑機工在雲南昆明潘家灣訓練所接受軍事訓練。

就在這重重險境中，南僑機工演繹了驚心動魄、波瀾壯闊的抗戰運輸故事。正如張智源在回憶錄所寫：“日軍大舉入侵我國，華僑機工雖然身居海外，但皆懷有赤子之心。”

據檔案記載，從1939年至1942年的三年期間，南僑機工一共運輸了50多萬噸抗戰物資、1.5萬余輛汽車以及不計其數的民用物資，平均每日的軍需物資輸入量保持在300噸以上，被譽為抗戰運輸線上的“神行太保”。

1942年，滇緬公路被日軍轟炸切斷，負責南僑機工日常事務的西南運輸處遣散了大部分南僑機工，只留用其中少數。南僑機工被阻隔在怒江西岸及緬甸，有的隨中國遠征軍輾轉到印度(专题)，有的被日軍打散後到處漂泊乃至失蹤，有的在戰火中犧牲。

直到1944年，中國遠征軍開始滇西大反攻，重新組織起來的南僑機工又積極參加戰爭，送遠征軍到前線。1945年1月，滇西大反攻歷時8個月16天獲勝，收復了怒江以西3萬多平方公裡的淪陷區，打通了中印公路，即史迪威公路，與滇緬公路收復段相銜接，形成新的國際運輸線。

到1946年南僑機工分批踏上歸途時，當年3200余名南洋機工中，1000多人復員返回南洋，1000多人留在國內，還有1000多人壯烈犧牲。到現在，人們提起南洋機工，都會有這樣的評價：這是華僑華人(专题)史上人數最為集中、規模最為龐大、目標最為鮮明、組織最為有序、經歷最為悲壯、影響最為廣泛深遠的愛國壯舉。

張智源留在了雲南，他成立了安達貿易行，做起雲南和緬甸之間的進出口生意。“安達”，寄托著他最樸素的願望：平安到達。

20世紀80年代，受中國僑聯、雲南省僑辦等委托，年邁的張智源開始尋找失聯的南僑機工，並呼吁為這一群體落實政策。張雲鵬騎摩托車帶父親去戰友家，父親“高高興興進門，出來時眼裡噙滿淚水”。經過多年奔走，張智源最終尋訪到20多名戰友。

1989年，南僑機工回國參戰50周年之際，雲南省政府為南僑機工立了一座紀念碑，碑座刻有“赤子功勳”四個大字，3200余名南僑機工的名字被刻在這片他們獻出生命、鮮血和汗水的故土上。

在僑居地作戰

在此次“萬裡同心”特展上，一件殘破的紅色背心被特意展出。80多年前，菲律賓華僑許立在南洋叢林中跟日軍展開戰斗時，不幸中彈負傷，當時他正穿著這件背心。2014年，許立之女許呈亮把它捐給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

“萬裡同心”特展的策展人羅佩玲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件紅色背心已被定為國家三級文物，是菲律賓華僑維護世界和平，與當地民眾共同抵御法西斯的重要歷史見證。

1941年太平洋戰爭後，戰火蔓延至東南亞。在此之前，華僑幾乎承擔了中國三分之一的抗戰軍費，南洋陷落，南洋華僑對祖國的經濟援助被迫中斷，中國抗戰進入更加困難的時期。寧一說，當時，國民政府和中國共產黨都通過海外僑團向僑胞發出號召，希望他們組織起來，就地抵抗。華僑在僑居地紛紛成立武裝，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一支重要力量。

菲律賓是華僑武裝抗戰最活躍的地方。菲律賓淪陷後，1942年，在中共南方局的領導下，旅菲華僑成立菲律賓華僑抗日游擊支隊，簡稱“華支”，這支游擊隊被編為菲人民抗日軍第48支隊，直接參與游擊戰、搜集情報等工作。

華僑的抗日武裝斗爭缺少武器裝備，“華支”剛成立時，52名隊員的武器只有7支火藥槍和2支短槍，以及10多把茅刀。許立正是這支隊伍的領導者之一。許呈亮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許家祖籍福建漳州，少年時代，許立隨父親去香港謀生，他在香港接觸了革命思想。

1943年1月，日軍企圖進攻駐扎在森林中的各抗日領導機關，“華支”在邦板牙河邊迎敵，早上8時雙方交火，一直拼殺到正午，最終斃傷日軍30余人。同年3月，日軍對菲律賓山區展開大規模掃蕩，在一次突圍戰中，許立不幸中彈，當地的菲律賓群眾把他轉移藏匿起來，才保住了性命。那件紅色背心，就是許立當時穿的衣服。

到了1945年2月，“華支”擴大到700多人，華僑王漢傑擔任隊長，率領部隊參加了配合盟軍收復菲律賓首都馬尼拉的戰斗。戰爭勝利後，菲律賓軍官在上呈總司令部的函件裡寫道：“華支”的官兵都是他國公民，他們可不必負任何直接抗敵的責任，可是他們采取了這種行動，他們自始至終同我們並肩作戰，一直堅持到最後勝利。

據《華僑抗日支隊》一書，從1942年到1945年，“華支”踏遍呂宋島14個省和馬尼拉市，作戰260多次，殲敵2000余人，繳獲武器近千支，自身也付出了陣亡77人、負傷34人的代價。今天，在菲律賓馬尼拉郊外，依舊矗立著一座菲律賓華僑抗日歷史紀念碑。

寧一還提到，因為組織武裝抵抗日軍，並曾大力援助中國抗戰，日據期間，華僑在南洋備受迫害。

新加坡淪陷之後，以郁達夫、胡愈之為首的華僑，即在新加坡組織成立星華文化界戰時工作團，進行抗敵宣傳工作。陳嘉庚組織了星洲華僑抗敵動員總會，總會成立多個部門，負責治安救護、群眾宣傳、雇傭勞工等工作。其中，民眾武裝部招募華僑青年，組成約1000人的義勇軍進行軍事訓練。1942年2月，新加坡保衛戰開始後，這支義勇軍手持當局發給的19世紀舊式槍支，與日軍激戰多日，表現極為英勇。

而也正是在新加坡、馬來亞，日軍實行“大檢證”“大肅清”，殺害數萬華僑；在菲律賓，有上萬華僑在日據期間慘遭屠戮；在東印度群島、婆羅洲、泰國等地，也曾發生過日軍大規模屠殺華僑的事件。

日軍曾發布高額懸賞，緝拿“南洋之排日貨及抗日之巨頭”陳嘉庚。在眾多華僑的幫助下，陳嘉庚幾經輾轉，隱居到印尼爪哇島。在那裡，陳嘉庚寫下30多萬字的《南僑回憶錄》，記錄南洋華僑對祖國抗戰的重要貢獻，並寫下“述志詩”明心境。

寧一說，華僑在僑居國投身武裝斗爭，懷揣著強烈的正義感和保家衛國的勇氣。無論身處何地，華僑都為祖國與僑居國的獨立和繁榮而戰，這正是“萬裡同心”精神之所在。華僑海外抗戰與中國戰場一起，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做出了巨大貢獻。

正如當年陳嘉庚在“述志詩”的序中所言，“勝利未達，敵寇未敗，潛蹤匿跡，安危未卜，余唯置死生於度外”。

（資料參考：《歷史豐碑：海外華僑與抗日戰爭》潮龍起編；《華僑華人史話》馮子平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