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见的细菌战,和一场持续23年的记录

今天是8月15日。80年前的今天，日本(专题)天皇发布《终战诏书》，宣告无条件投降。这一天，标志着一场世界性战争的结束，也开启了东亚漫长的战后秩序重建。

但有些战争，并未随着宣告而终结，比如细菌战。它如同一块巨大的骨头，梗在中日两国的喉咙间。如何揭开历史真相，如何看待这场战争，如何面对和解决战争遗留问题，至今影响着中日两国的现在和未来。

今天这篇文章，来自一位非虚构写作者对细菌战长达23年的记录。它始于一次“看见”，看见那些被编号、被当作“圆木”而消失的生命，看见幸存者身上永不愈合的溃烂，看见历史的真相如何被系统性地掩盖。

23年前，因为执行《南方周末》的一个采访任务，我见到了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对日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因此接触了细菌战这个话题。倏忽之间23年过去，《没有结束的细菌战》这部书从完成第N次编辑校对，到下印厂，到拿到样书，我都如在梦中一样：这个长年背负的重任终于可以放下了吗？对那些我采访过的细菌战受害者，终于可以有一个交代了吗？作为一个记者，这个记录是经得住考验的，有价值的吗？

那次采访，让我走进了人类文明史最黑暗的一页：在中国东北的日本731细菌工厂，强壮的中国男人体内被注入了鼠疫、霍乱、炭疽、鼻疽、破伤风、气性坏疽等各种病菌，成为培养细菌的活体。他们被关在秘密的牢房里，观察、取样，放血，然后被送上手术台解剖，最后被投进焚尸炉里烧成灰烬。

而用他们的身体培养出来的细菌，却活着，被制造为致命的细菌武器，配合作战，散播或投放到中国人口集聚的重要地区。鼠疫这种被称为“黑死病”的人类第一恶疫的细菌，就这样被“死亡工厂”批量地制造出来，用作战争武器；霍乱被注射进水果和食物，分给饥饿的中国百姓和中国战俘，然后暗中看着他们挣扎着死去……

“看见了，就不能背过身去。”这是那次采访王选时，她说下的一句话，我把这句话用在报道中，但真正理解这句话，却需要很多年。

后来，我在书里专门用一部去写“看见”——王选看见，日本记者、律师、学者、市民看见，美国记者、学者看见，这些人不只是看见，他们都没有背过身去，包括我的看见。

有记者总在问一个问题，是什么动力让你可以一直坚持一个选题做23年？

中俄媒体共同揭秘美日细菌战交易

我想说，就是这样一次次的看见。

深渊

见到王选前，我只知道731部队的存在。那次采访对我冲击非常大。我第一次知道，鼠疫这种特别恶性、极具传染性的疾病，居然被用作战争手段，作为战争武器进行攻击。

这个世界是有很多深渊的。有些深渊，一旦凝望，便有被吸入的可能。细菌战，就是这样一个深渊。

当时的采访情景我记得很清楚，王选他们的细菌战诉讼一审刚刚结束，原告们要求对方赔偿道歉的诉求被驳回，但是法院承认了日军在中国使用细菌战的事实。其实王选是想告诉我他们这几年的诉讼经历，这场诉讼是怎么发起的，以及调动了什么样的力量，在法院进行了怎样的较量，最后获得了这样一个结果。败诉是受害者和社会都不能接受的，王选遭受了很大压力，她试图让我理解，细菌战这件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被承认过的事实，被法院认定了下来。但我被鼠疫用作细菌武器这件事给震蒙了，我的注意力在于鼠疫一旦被用作细菌武器之后，它的状况是怎样的，是怎样反复传染的，是怎样让人通身变黑蜷缩着死去。我们两个人在时空上有了错位。

采访结束后，我找出加缪的《鼠疫》重读，想着受到细菌战鼠疫攻击的人们，真是遍体寒凉，浑身战栗。鼠疫这种中世纪让欧洲人死亡一半以上的恶役，怎么能人工制造出来，并且用于战争攻击？怎么能作为一种武器，悄悄地向城市、港口、军事重地以及百姓的家园进行投放，任恶疫传染、流行，然后将鼠疫带来的死亡作为战果来炫耀？世界上什么人才能做出这样的恶？

那次采访，我一直追问王选的家乡浙江省崇山村的情况，要她讲述亲人和乡亲们如何死于鼠疫。因为要赶刊出时间，我没能去崇山村实地探访，这个遗憾也在我心中埋下一个强烈的念头——一定要有机会到崇山村，那是新闻的第一现场。这也成为我后来多次前往崇山村采访并持续关注这一话题的重要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