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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倬雲生命裡最後的19年,靠著什麼撐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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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認同看上去縹緲,卻又無比真實。許倬雲先生記錄道:“中國的老百姓是好的,真是好的,危難的時候互相真是幫忙,真是到了死亡架在頭上的時候,真是互相幫忙。日本人飛機在掃射,我們在萬縣,一個懸崖底下,公園裡面懸崖底下可以站幾萬人,大家以為日本飛機不能掃射懸崖,日本飛機就沿著懸崖,低飛。馬上許多男人站到前面去,拿女人小孩推到後面,沒有動員,他們自己做了。”


再沒有什麼,比這更真實、更生動地告訴許倬雲先生,什麼是家國情懷。

02.


所有人的生命中

都有一塊屬於他的巨石

像同時代的許多人一樣,許倬雲先生也曾受到過“五四精神”的影響。

多少年後,許倬雲先生反省道:“當時,以胡適之先生為代表的五四運動領袖,對於西方現代文化闡釋是取他們所見所聞為主體。他們並沒有深入探討他們所謂的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也沒有將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真實情況告訴給國人。”

依據當時的認知,這是一次啟蒙運動,只有推翻傳統文化,使理性高於一切,才能解決種種現實問題,中國才能走向現代化。這就不可避免地帶來一個困境:人類的所有價值都是超理性的,一旦用理性評估,只能得到消極答案。

愛、善良、美好、溫存、崇高、真誠、自我犧牲等等,都不能證真,無法變成真正的科學,那麼,我們為什麼還要做個好人?如果人生只有一次,死亡不可超越,我們為什麼不及時行樂、醉生夢死?

許倬雲隨父母暫住四川萬縣時,遭日軍空襲,大家都躲入防空洞,敵機扔完炸彈飛走後,大家走出防空洞,回家路上,許倬雲發現鄰居小孩的屍體,上午他還和大家一起玩過。許倬雲很長時間走不出這個陰影,他寫道:“這也是第一次,我面對著一大堆屍體和煙塵彌漫的瓦礫場,心裡不存一絲恐懼,卻充滿了迷惘。我曾經苦苦求索,那天一夜未曾闔眼;到後來,我似乎完全掉進了黑松林,不但找不著問題的答案,甚至找不出問題的線索了。”


直到在美國留學時,偶然讀到加繆的《西緒福斯的神話》,才忽然明白,生命如苦刑,一次次奮力把巨石推向山頂,但每次到達山頂,巨石又會滾回原處。如此循環,所有人的生命中都有一塊屬於他的巨石。

大問題意識並不空洞,只是多數人被日常生活迷惑,無法進入它的語境,忘記了生死一念間,我們都必須做出選擇。




芝加哥大學求學時的許倬雲

03.

“這五年讓我變了一個人”

抗戰結束後,許倬雲回到老家無錫,第一次走進正規學校,在輔仁中學讀高一,此前“基本是父親和舅舅、哥哥和姐姐有機會就點撥幾句,大部分時間是自己看書,是一種不規律的學習方式”。

輔仁中學的隔壁就是東林書院,同學不聽話,就會被老師帶去東林祠堂,對著先人罰站。老師上課時常告訴學生,他們是東林子弟,有東林的氣節,“東林書院的那副對聯,我們每個人都記得很熟,像是生命的指導一樣”。

中學時,許倬雲自稱“我的功課非常偏頗。文、史夠用,數、理沒有基礎。幾個老師就指定我看一些書,包括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等,這類書對我發生了很大的作用。”從《國史大綱》中“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可窺見許倬雲先生後來的價值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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