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倬雲生命裡最後的19年,靠著什麼撐下來?

2025-08-05 | 來源: 鳳凰網讀書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1930年9月2日-2025年8月4日

“如果明年不幸無法見到各位，希望年輕的朋友們願意做傻瓜，承擔痛苦，抗拒財富與權力誘惑。”2006年，在著名的《歷史上的知識分子及未來世界的知識分子》演講中，許倬雲先生這樣說到。

19年後，95歲的許倬雲先生駕鶴西去。

這19年間，許倬雲先生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表達更為活躍，仿佛有種時不我待的緊迫感——他在抖音、小紅書上開了賬號、兩次接受《十三邀》訪談、在抖音直播上對話俞敏洪……

作為當代華語世界最具影響力的史學大家之一，還出了《歷史大脈絡》《許倬雲問學記》《許倬雲觀世變》《大國霸業的興廢》《經緯華夏》《中國文化的精神》等十多本新著，絕大多數是寫給普通讀者。

而這一切，是在“天天肌肉疼痛，藉藥物止痛。人生至此，無可奈何”中完成。

是什麼在支撐著許倬雲先生？

學者章我在《許倬雲——家國情深，星斗其文》中概括為：家國情懷，大問題意識，以及濟世的使命感。這些常被年輕一代指為“大而無當”“空洞無物”，為何賦予許倬雲驚人能量？

01.

苦難澆灌出家國情懷

許倬雲先生童年遭兩厄。

一是出生即患罕見的肌肉萎縮症，孿生弟弟許翼雲卻健全，“我一輩子不能動，不能和人家一起玩，所以永遠做一個旁觀者”，常常只能“被擺在某個地方”，直到7歲才能坐上椅子。

二是7歲時遭日軍發動全面侵華，家人用筐挑著許倬雲四處遷徙，一路目睹流亡和生死。有一次，挑夫突倒地而亡，前面的隊伍又走出很遠，那個深夜，年幼的許倬雲只能獨坐在翻倒的滑竿和死去的挑夫旁，等待家人……

在重慶吳家營廣場上，許倬雲看到大批傷兵，手術沒麻藥，痛苦得大聲喊叫，絕大部分傷者死去，幸存的只是極少數。在湖北沙市，許倬雲看到一排年輕的川軍走過，去參加台兒莊戰役。母親在路邊燒水給他們喝，她對許倬雲說：“這些兵，恐怕都不能再回來了。”許倬雲成年後查閱了歷史資料，該師全體陣亡，一個人也沒回來。

圖據《許倬雲先生一生回顧》圖源《許倬雲先生一生回顧》

“看見人家流離失所，看見死亡，看見戰火，知道什麼叫饑餓，什麼叫恐懼，這是無法替代的經驗。”那些正在苦難中掙扎的人們，承受災難的原因只有一個，因為你是中國人。

身份認同看上去縹緲，卻又無比真實。許倬雲先生記錄道：“中國的老百姓是好的，真是好的，危難的時候互相真是幫忙，真是到了死亡架在頭上的時候，真是互相幫忙。日本人飛機在掃射，我們在萬縣，一個懸崖底下，公園裡面懸崖底下可以站幾萬人，大家以為日本飛機不能掃射懸崖，日本飛機就沿著懸崖，低飛。馬上許多男人站到前面去，拿女人小孩推到後面，沒有動員，他們自己做了。”

再沒有什麼，比這更真實、更生動地告訴許倬雲先生，什麼是家國情懷。

02.

所有人的生命中

都有一塊屬於他的巨石

像同時代的許多人一樣，許倬雲先生也曾受到過“五四精神”的影響。

多少年後，許倬雲先生反省道：“當時，以胡適之先生為代表的五四運動領袖，對於西方現代文化闡釋是取他們所見所聞為主體。他們並沒有深入探討他們所謂的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也沒有將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真實情況告訴給國人。”

依據當時的認知，這是一次啟蒙運動，只有推翻傳統文化，使理性高於一切，才能解決種種現實問題，中國才能走向現代化。這就不可避免地帶來一個困境：人類的所有價值都是超理性的，一旦用理性評估，只能得到消極答案。

愛、善良、美好、溫存、崇高、真誠、自我犧牲等等，都不能證真，無法變成真正的科學，那麼，我們為什麼還要做個好人？如果人生只有一次，死亡不可超越，我們為什麼不及時行樂、醉生夢死？

許倬雲隨父母暫住四川萬縣時，遭日軍空襲，大家都躲入防空洞，敵機扔完炸彈飛走後，大家走出防空洞，回家路上，許倬雲發現鄰居小孩的屍體，上午他還和大家一起玩過。許倬雲很長時間走不出這個陰影，他寫道：“這也是第一次，我面對著一大堆屍體和煙塵彌漫的瓦礫場，心裡不存一絲恐懼，卻充滿了迷惘。我曾經苦苦求索，那天一夜未曾闔眼；到後來，我似乎完全掉進了黑松林，不但找不著問題的答案，甚至找不出問題的線索了。”

直到在美國留學時，偶然讀到加繆的《西緒福斯的神話》，才忽然明白，生命如苦刑，一次次奮力把巨石推向山頂，但每次到達山頂，巨石又會滾回原處。如此循環，所有人的生命中都有一塊屬於他的巨石。

理解AI的最後機會 Google、OpenAI罕見聯手

郭松民 | 評《南京照相館》:"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

哈馬斯誓言戰斗到"最後一顆子彈"

大問題意識並不空洞，只是多數人被日常生活迷惑，無法進入它的語境，忘記了生死一念間，我們都必須做出選擇。

在芝加哥大學求學時的許倬雲

03.

“這五年讓我變了一個人”

抗戰結束後，許倬雲回到老家無錫，第一次走進正規學校，在輔仁中學讀高一，此前“基本是父親和舅舅、哥哥和姐姐有機會就點撥幾句，大部分時間是自己看書，是一種不規律的學習方式”。

輔仁中學的隔壁就是東林書院，同學不聽話，就會被老師帶去東林祠堂，對著先人罰站。老師上課時常告訴學生，他們是東林子弟，有東林的氣節，“東林書院的那副對聯，我們每個人都記得很熟，像是生命的指導一樣”。

上中學時，許倬雲自稱“我的功課非常偏頗。文、史夠用，數、理沒有基礎。幾個老師就指定我看一些書，包括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等，這類書對我發生了很大的作用。”從《國史大綱》中“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可窺見許倬雲先生後來的價值取舍。

上大學時，許倬雲得到校長傅斯年的關注，在傅斯年勸說下，大二時從外文系轉入歷史系，後以第一名的成績考中李國欽獎學金，本可赴美留學，但出資人李國欽生前留有遺囑，要求身體健全者才能得到獎學金。時任校長錢思亮抱不平，向胡適求助，胡適4次去紐約郊區拜訪華僑徐銘信，徐銘信不重視文科，最終被胡適說服，破例捐了1500塊美金，表示下不為例。

胡適沒給許倬雲上過課，但許倬雲一直視胡適為恩師。

傅斯年與胡適讓許倬雲深入理解了民族主義：傅斯年是堅定的民族主義者，常說“漢賊不兩立”；胡適在美國讀書時曾鍾情世界主義，抗日戰爭時，他又回歸民族主義立場，晚年仍批評中國傳統文化，但用英文撰稿時，又常有所回護。

先生們的道德情懷，為審視現實豎立了價值坐標，促使許倬雲不僅能“從世界看中國”，也能“從中國看世界”。在美國芝加哥大學深造期間，許倬雲有了更深入的認識，他在《家事、國事、天下事——許倬雲先生一生回顧》中寫道：“我自己經歷過開刀的痛苦，看見無數小孩子的悲痛，對他們產生同情；我本以為美國民主制度下是一個公平、公正的社會，卻在民主自由的背後看到那麼多的丑陋東西。所以這五年的洗禮是洗滌心肝，轉換性情，讓我整個變了一個人。”

許倬雲由此形成濟世的使命感。

04.

活著，就要做“有溫度的學術”

不少讀者奇怪，許倬雲先生是學問大家，晚年多寫普及書；與年輕人聊天，談的也是生活，而非歷史。

只有“從世界看中國”的視角，很難理解許倬雲先生，在《歷史上的知識分子及未來世界的知識分子》中，許倬雲先生指出：不論歐美還是中國，專家型的人才越來越多，但是真正能夠把專業跟社會、國家、世界發展的命運聯系起來的人越來越少。

左起：費孝通、許倬雲、金耀基

學者葉超認為：“許先生提醒我們：學者，尤其是人文與社會科學的學者，不僅應該成為學術上的專家，更應該思考世界的命運、社會的命運、國家的命運。個人的命運與時代和世界的命運息息相關。知識分子作為助推社會進步與變革的一大力量，對自身使命的反思將深切影響其知識實踐，並最終對世界、社會、國家和個人的命運產生影響。”

做純學術，與做“有溫度的學術”，區別正如許倬雲先生所說：“我寫《西周史》，寫到西周覆亡的時候，就想到自己年輕時顛沛流離的逃難生涯，是流著眼淚寫的。當我將手寫稿拿去給打字員的時候，打字員看到手稿上的淚漬，說，老師你哭了？”

這就是為什麼，現代人還應有“中國看世界”的視角，即抱著為世界謀幸福的念頭，從中國傳統智慧中尋解決方案，未來的中國文化不只在中國，而是將超越地理區隔，屬於全人類。

正如先生在接受采訪時所說：“我這種思鄉的情緒不是那種濫情式的思鄉，我更希望的是中國人在面對正在轉變的重大關口時，了解其位置，不能閉關自守，應該開放心胸，承認自己是世界的一部分，不要總是關著門。這種情緒，與其說是思鄉，毋寧說是一種對於中國的期望。”

在許倬雲先生看來：“和而不同”“陰陽二元論”“變化”等典型的東方思想適用於未來世界，“中國不應該妄自菲薄，而是把這些非常合時的思想資源貢獻給世界”。

糟粕所傳非粹美，丹青難寫是精神。

區區豈盡高賢意，獨守千秋紙上塵。

許倬雲先生已逝，但他的智慧與溫情將長留人間。後代會一次次想起先生的追問：“未來的世界，工具性的理性或許可以發展到極致，但其目的與意義卻沒有人問。未來的世界，顛覆文化的人很多，卻沒有文化的承載者。知識分子還有沒有張載所期許的四個志業？”